忍不住自己动手做了个Google的“皮肤”（虽然不是很确切，暂且这么叫吧）
读者试试看咯:http://google.xda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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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7, 2003
三门峡工程半个世纪成败得失 [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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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3-11-27 15:44:54 |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 三门峡工程半个世纪成败得失 ——一项大型公共工程的决策逻辑 □本报记者 李文凯 黄河水在河套地区九曲冲抵后，过华山，下潼关，行至陕县，去路遭太行山脉所阻，河水以巨力冲开三路———“人门”、“神门”和“鬼门”，此为三门峡。 中国水利史上第一座高坝大库———三门峡水电站在此修建。 2003年秋，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导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祸起三门峡！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 当年三门峡水电站设计方案讨论的重要参与者和主管部门的前部长，作此激烈断语，掀起轩然大波，三门峡工程的功过存废再起争论。 关于这一大型公共工程的论证、拍板、上马、失误、增改建，以及不断调整任务、运行方式的历史与决策逻辑，也因此次争论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足为镜鉴。 |
黄河洪水，对历朝统治者都是一道难题。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花园口扒口的2500年历史中，有关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多达543年，决堤1590次，经历过5次大改道，洪灾波及纵横25万平方公里。
治黄成败，往往成为史家评判诸朝政绩的重要指标。
从历史看来，治黄多局限于在下游筑堤修堰，但泥沙淤积，堤高水涨，年年如是，难解水患。
1949年10月之后的中国，全国一统，政令出一，这是一个治水的好年代。早在1949年8月，一份建议《治理黄河初步意见》呈交到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之手。该文件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意见的主要起草者王化云，后来成为新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的一把手。
但当时的水利部在复勘之后，认为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技术条件来考虑，不适宜在黄河干流上大动干戈。
1952年，黄委会、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和苏联专家在勘查三门峡水库坝址后，认定此处地质条件良好，可筑高坝实行“蓄水拦沙”，并产生大水电效益。
但这个方案几经斟酌权衡之后，终究因为要淹没八百里秦川、“损失太大”而舍弃。方向转为研究淹人淹地较少的邙山建库方案。
到了1953年，邙山建库方案因“投资大，效益少”而被弃。三门峡方案在这年年初由黄委会第三次提出。
此时水利部已开出上游建库的条件：花钱、移民都不能太多，花钱不能超过5亿元，移民不能超过5万人。三门峡水库计划因为“超标”再遭搁置。
几番起落，体现的是当时中央的两难——渴望解决黄河下游的千年水患，但八百里秦川终究不是新生政权能轻易付出的代价。
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对于理性慎重对待三门峡水库方案起到了重要作用。邓当时兼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对于中国的农民、农业特别是并不富余的耕地有着丰富的认知和关怀。
邓子恢1953年5月31日写信给毛泽东：“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度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与更多的移民问题。”
破局：“淹没换取库容”
在三门峡工程历史上，1954年是无比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苏联对华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赫然列在其中。该年初，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抵京，同中国的水利专家以及官员组成考察团，进行了历时数月的勘查。作为结论，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力荐三门峡方案。
更关键的是，科洛略夫提出了“用淹没换取库容”的理由：“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库容，但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
公共工程的决策，同时也是决策者对于各方利益进行权衡取舍的过程。正是这句“免不了”，三门峡工程是否上马的天平开始倾斜。
1954年4月，黄委会着手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三门峡工程被确定为该规划的首期重点工程。而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也在同年年底出台。
纸面上的规划令人兴奋：三门峡水库将蓄水至350米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米，设计允许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黄河下游洪水威胁将全部解除；由于巨大库容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来沙，从此经水坝泄出的黄河水将是清水，清水冲刷下游河床，最终将黄河这条“地上河”变成“地下河”——千年未解的治黄难题将毕功于此役。此外，巨大的灌溉、发电、下游航运等综合效益前景，也令人惊喜。
1955年7月，全国人大全票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周恩来对此描述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而邓子恢此时也在关于合作化问题的争论中落马，从此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影响力减弱。
难题依然存在
《规划报告》在描绘光明前景的同时，也明言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60万的移民怎么解决？二是虽然规划中预留147亿立方米的库容来对付上游泥沙，但若无其他减沙措施，水库在25到30年后将被淤平。
中方专家提出：可以上游水土保持的迅速生效，来减少来沙，延长三门峡水库使用年限。
当时苏联专家要数据，中方提供了数据：通过水土保持，兼上游支流再建拦沙大坝，到1967年来沙可以减少50％，而三门峡的寿命则可维持50－70年；而到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来沙可减少100％。（1954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技术任务书》）
多年之后反观历史，众多水利专家对于这个50％与100％的数据大不以为然———当时并没有任何的模型和统计，近乎平空一数字。
因此，连苏联人都不大敢接受这些数据，建议“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数据因此被拦腰砍一半，修改为25％与50％。
这虽然审慎但同样没来由的25％与50％，却成为了解决泥沙淤积的依据。三门峡工程因此紧锣密鼓进入下一个环节。
1956年，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
1957年，国家建委会同意了360米方案，三门峡工程开始施工。
工程顺利“通关”的背景
多年以后，三门峡规划的失误原因成为众多水利专家反思探讨的一个课题。苏联专家在当时的影响力，以及当时缺乏经验与认知成为一个相当的共识。
不过也有人能看到更深层次的因素———如果不是自己有强烈的主观愿望，苏联专家的方案是不会如此迅速地被接受。事实确实如此，在几次的研讨争论中，苏联专家的方案几乎一字难易。
三门峡工程的迅速上马，是在泥沙淤库问题得到了“解决”方案以及下游决口改道威胁“日益紧张”的压力下实现的。前者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后者则被许多水利工程师在他们反思总结三门峡工程的文章中证明至少有些“过分强调”。
在缺乏经验与认知的前提下，以这一系列动作仓促上马，却又是为什么？
一个字，急！根治黄河的心情太急。1949年后的激情与浪漫情怀，无孔不入地渗入到每一个领域。水利专家的爱国热情，正是被如此地付诸三门峡工程上。
政治意义，在那个年代，尤其是1955年之后，开始成为凌驾一切的价值与利益，削弱了技术论证上的科学氛围与严谨态度。虽然水利枢纽在规划和设计的时候，“大跃进”尚未正式拉开帏幕，但公共工程的“高大全”方案、“大上快上”思维，本着不可辜负这个时代的豪情喷涌而出，已经征服了众人。
就连水利世家出身的原西北水利部部长李赋都，都在1957年的讨论会上表示：“解放初期我还不同意修三门峡水库，等到农业合作化以后，有信心可以完成上游水土保持工作减少泥沙……用我们优越的制度来根治黄河。”
少数派的抗争
清醒的人，不是没有。
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提出自己对在黄河干流上建坝的认识：由于黄河的多泥沙性质，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委会提出意见，主张三门峡水库应比360－370米为低，并建议“把六条施工导流供低洞留下，切勿堵死，以备他年泄水排沙减缓淤积的作用”。
而电力部水电总局的温善章，也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先后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认为关中平原乃中华文明最精华的所在，它的淹没不能单纯地用经济数据衡量。为了减少淹没迁移，温善章提出低坝（水位335米）水库（90亿立方米）、滞洪排沙的方案，迁移可降到15万人以下。
事实上，当时的决策层中也不乏担忧者，时任水利部部长的李葆华在给温善章的回信就透露了这个信息，信中写道：“你所考虑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央有几个负责同志也考虑三门峡水位不要太高，少移一点民，少发一点电。我们正在研究这一问题。”
得知不同的意见后，周恩来批示水利部对相关意见进行讨论。1957年6月，70名专家聚集北京。亲历这次讨论的温善章表示，会上并无人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绝大多数主张高坝大库蓄水拦沙。
支持温善章排沙降低设计水位者，只有叶永毅、黄万里、吴康宁三人，绝对的少数。针对自己因此挨整的传言，温善章澄清：“我从未挨过任何整，也未挨过任何批。”
黄万里与温善章，一个忧心泥沙淤积之祸，一个焦虑淹土移民之失。恰恰是这两点，后来正成为三门峡枢纽工程的伤口。
讨论会的情况上报之后，国务院将《报告》批转给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等省。陕西省在回文中提出要求降低水位、缩小规模的建议。数百万亩即将被淹的良田，近百万的移民，主要都在陕西省。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自我牺牲”。
其他各省都没有提出意见。而陕西省不屈不挠，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依然要求“翻案”。
作为回应，周恩来于1958年4月赶到热火朝天的三门峡工地召开听取各方意见的现场会议。
一方面，他目的明确，有备而来，随他一道前来的，是对西北局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彭德怀和习仲勋。他们是周恩来请来对陕西省作说服工作的。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于陕西省的困难深表理解，一再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而且为了降低水位，周恩来也确实是在“半米半米地争”。
作为一位深谙中国当时具体国情的总理，周恩来在两难中努力调和，利用自己手中的决策权限，尽量为三门峡工程的沸腾情绪“降温”，开始理性地对上游的利益给予考量，明言“不能损害西安”。
于是，在“淹一家救万家”的大义之下，陕西省表示“有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而大坝的标准也改为：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1967年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米；泄流孔底也做相应降低，以增加随水排出泥沙的机会。
这样一个决策，便使原本90万要背井离乡的人中有一大半得留故土。
从下面的这段话里，不难感觉得到周恩来进行“降温”说服工作的艰难：“有些问题我们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
堵孔后的问题
既然上游的水土保持可以迅速生效，至少能够“25％、50％地发生作用”，那苏联人便没有理由不封死大坝。1961年，黄万里教授力争要求保留的导流底孔，被全部用混凝土一一堵死。
而就在这一堵孔工程紧张施工之际，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受威胁。
大坝泄出的清水一路冲刷沙质河床，又卷起千堆沙，行至郑州，河水又浑浊不堪了。
而对这些问题，领导人勇于承认失误。周恩来后来总结当初“急了点”，“头脑发热”、“打了无准备的仗”。
令温善章工程师耽耽于怀至今的，是1957年讨论会议之后水利部形成的报告中，为了造成虚假的一致意见，将其“保留意见”写成“他自己也放弃了这一方案（低坝方案）”。
“决策者要想使决策尽量科学民主，自己就不能发挥能量去创造一个多数派；就算有多数派，少数派还需要获得国民待遇，这种国民待遇不能仅仅只是一个发言的机会，而应该能够获得与多数派同等规模与力度的支持，以充分展开各自的论证和试验，最终为决策提供尽量客观的科学依据。”这是温善章的结论。
亡羊补牢：两次改建
如果没有后来的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将以一个彻底的水害工程被废弃而告终。
潼关河床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西安面临危险。对此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
陕西省代表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尽快拿出方案———拯救陕西。
好脾气的周恩来也终于按捺不住，在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周恩来于1964年12月再以总理的身份召开会议，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
这次会议同1957年那次大相径庭，各方意见分歧甚远，一边倒的现象没有出现。
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主张将三门峡大坝一炸了事。而担任过三门峡水电枢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汪胡桢却在另一个极端坚守———淤积是必然的，下游的利益是全局利益，三门峡枢纽不必改建。
对于反对改建的意见，周恩来批评道：“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的坏现象呢？”
面对互不相让的争论，周恩来只好让王化云和林一山搞试验，一个在上游甘肃筑坝拦沙，一个在下游山东开渠放淤。
至于三门峡改建的燃眉之急，则采用折中措施———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来发电的引水钢管，以促库内淤沙泄出。
1968年，这一改建工程完成，但效果一如周恩来所言，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显然水库的排沙能力还不够。
于是第二次改建接踵而来。至此争论已经毫无意义，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一个耗资一千万元。
与改建方案具有同等意义的，是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这四个与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发生直接利益关系的省份在196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三门峡水库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
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与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无法实现。
但即便如此，二期改建一直是被当作一次比较成功的工程来看待和评价的。
渭河水灾引爆新争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三门峡大坝上又开通了剩余的几个底孔，也增添了两台发电机组，泄流量得到保证，西安之危已经遥远。但矛盾并未真正解决，如病齿到一定时间即发作，今年秋陕西渭河洪灾便再次暴露了这一矛盾。“四省协议”的数据，由于三门峡水库在1974年调整运行方式而被突破，非汛期的蓄水平均水位此后达至316.26米，最高水位达326米。这是张光斗抨击的“较高水位”。支持张光斗的，还有水利部前部长、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
而对于陕西省而言，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努力上书力陈三门峡水库对陕西省之害。2002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陕西省委员再就这一问题提交报告，即将卸任的钱正英则致电水利部，希望事情能够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在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一份批示上，可以看出水利部对此的态度有两点：一、反对简单地废弃三门峡水库；二、愿将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作为手段之一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
据三门峡水利枢纽局防洪抗旱办主任乐金苟透露，水利部制定的水库水位降低目标暂为两米。
而秋季灾情发生后，陕西省委省政府在向水利部的汇报文件中建议的，是“三门峡水库实现全年空库敞泄运行”。
三门峡水利枢纽局对此无法接受，枢纽局的前总工程师陈士麟与乐金苟主任都认为，水库蓄水即便达318米之时，距离潼关高程尚有30公里之距，不可能影响到潼关高程乃至渭河河口。水库在非汛期蓄水是为了灌溉和防凌，只要不对潼关高程产生影响，“为什么不可以顺便发点电呢”？
陕西省西安理工大学水电学院的曹如轩教授则不这么看，虽然水库水位看似没有接近潼关河床的高度，但316米多的常年水位产生的潼关以下的淤沙降缓了这段河床的坡度，从而增加了潼关河段河水冲沙入库的难度。
“通过增加河床坡度促使来水冲低潼关淤沙，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曹教授表示，在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运行之后，三门峡水库的主要功能已经可以被转移出去，除非在非常情况下“帮小浪底水库一把”，其他时间三门峡水库基本上应该空库敞泄。
技术分析上的分歧，又将决策逼到了两难的境地。而关于三门峡水库的争论每到僵持不下时，主管部门的官员就该召集专家开大会了。
这次也不例外。2003年10月11日，水利部副部长、部科技委主任索丽生带队进行了3天的专题调研活动之后，在郑州召开专家会议。
与会专家中多数认为，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三门峡现行蓄水水位和运行方式同潼关高程变化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多数认同通过一定程度降低水库水位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
而同意陕西省主张全年敞泄的意见，只占少数。曹如轩教授说：“主张敞泄的都是几个已经退休的老人，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正常。”
曹教授认为，其他大部分专家由于同三门峡水利枢纽局的主管部门黄委会之间存在项目合作关系，因而“不便在这个问题上多说话”。
作为主持者与主管部门官员，担任过河海大学副校长的索丽生却以个人观点支持陕西省，对三门峡工程持否定态度。当然，在发言中，索丽生提到“十分理解山西省、河南省和三门峡枢纽局提出的困难和问题”，认为“绝大多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无疑，从三门峡水库规划起就一直存在的上下游利益的对立，在今天这最新的一番决策中依然存在。如果按照陕西省的要求，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水位大跌后，库区形成已久的供水、灌溉链条就会中断，因此受损的主要是山西与河南两省。
利益的新一轮博弈，使得决策层在短期内难以作出只顾一方的决定。黄委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刘继祥副总工程师告诉记者，务实可行的方案，最可能是以综合手法治理渭河，而在三门峡水库的蓄水水位上，则作究竟是降几米的讨论与试验，而非废弃敞泄。
郑州会议之后一周，水利部会同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再次开会讨论如何降低潼关高程。紧锣密鼓的反复讨论，反映了决策层希望审慎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态度。历史为他们提供了教训与经验，有理由相信这一次会决策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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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工程改变了黄河中下游人们的命运和生活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 |
November 26, 2003
学soaso自己也做了一个 [Tech ]
November 23, 2003
2岁女孩因为没有大人在家从5楼坠下 [Life ]
昨天新闻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2岁的小女孩因为一个人在家很想妈妈就爬出窗外，结果从5楼摔下来，幸好率得巧，到医院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了……
马上想起了《刮痧》里的情节，按照美国法律，让X岁以下的孩子独自呆在家里是违法的。当时感觉美国人真的很无聊，干什么都违法，这种也能立法。现在才体会到这才是法制社会，用法律形式来杜绝所有可能发生的社会隐患。像那位妈妈，在美国很可能就被儿童福利机构起诉，从而剥夺亲身孩子的抚养权。而中国媒体在乎的，就是出事以后所谓“社会主义爱心接力棒”，赞颂大家怎么怎么齐心合力拨打110，出租车司机么不要钱，医院么全力抢救……晕，看问题角度非常有问题。 Posted by xdanger at November 23, 2003 03:01 AM | Comments (0) | TrackBack
November 13, 2003
衡阳大火背后的灰色链条 [Time ]
衡阳大火现场 本报记者 柴春芽 摄
如果大火没有发生过，衡阳的违规楼房和背后的规则，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吗？能最后公开吗？
衡阳大火背后的灰色链条
□见习记者 成功
□实习生 陶达嫔
雁城悲恸
11月9日，清晨7时。
“但愿今天不要下雨。”陈洪伟郁郁地说。他所在的殡仪馆，承担了衡阳“11·3”特大火灾遇难消防官兵追悼会的现场布置工作。由于突来的阴雨天气，原定将勇士们的骨灰盒移至大会场的仪式被迫取消。
第一批寻找出来的遗体，因为埋得浅，还没受到多大的损伤。而后面的八个，由于压得太深，加上烟熏火烤，几乎都面目全非，其状惨不忍睹。
“修容师为遇难官兵整形时，我们都在场，没有一个不流泪的。”陈洪伟的声音有些哽咽。
早晨8时，尽管阴雨连绵，衡阳市开发区船山广场上却已人流如织。
哀乐，花圈，松柏，小白花，静默的人群。
越来越多的市民从四面八方涌来，从这20位素未谋面的烈士遗像前踽踽而过，低头，默哀，静思，垂泪。
衡阳武警消防支队一名姓许的战士说，看着战友们的照片一字排开，仿佛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那一刻，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很难受。”曾越喃喃地，反复念叨这四个字。他的孪生哥哥曾辉，是这场事故中最先牺牲的战士。11月5日，曾越满21岁，往年和他一起庆祝生日的哥哥，而今却成了挽着黑纱的遗像。
赵康林的母亲在得知儿子牺牲后，不知哭昏过多少次。而站在大会场一米多高的儿子的遗像前时，她已经没有了眼泪，只是空洞地望天，木然不吐一字。一边陪伴的工作人员，无不心酸落泪。
悄然流动的哀伤气氛，比寒风更透骨。付出20条生命后，我们到底吸取了什么教训？
验收手续在哪里？
据透露，大火发生的当天，作为引发火灾最大嫌疑的谢志文、谢志革已被公安机关传讯。居民们说，他们经常看见有人在一楼用硫磺熏红枣、八角等干货，向保安反映多次没有效果。而11月2日傍晚7时左右，就有居民看见“有人在楼前洗红枣”。
事故由何引起？一场大火为何会烧塌一栋竣工才五年的大楼？背后有什么原因？这些疑云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就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国务院就派出调查组奔赴衡阳，就事故原因展开周密调查。11月6日，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学到衡阳“督阵”，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要弄清火灾是怎么燃起的，查出直接相关责任人；二是建筑物为什么会坍塌，查清究竟是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还是别的什么问题造成的。
一时间，各种传言四起，衡阳的气氛显得更为凝重。
11月7日，本报记者赶到衡阳时，火灾现场已被戒严，不再允许记者进出。透过阻隔的木板，记者看到，大厦垮塌部分是位于西北角的三、四两个单元，紧邻的二单元虽然没有倒塌，但已被烧成了框架，一面墙壁熏得焦黑。中间空地上瓦砾堆积如山，虽已隔时日，但不断有烟雾冒出。专家说，内部火源尚未完全熄灭，仍在“阴燃”之中。
衡州大厦94户共412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出，“大富贵家具城”因与之间距过近，担心残楼倒塌殃及无辜，故将该楼60余户住户也撤出。原先人丁兴旺的住宅区几成死城。
据流连在现场的一些灾民反映，衡州大厦是“豆腐渣工程，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1998年买房入住的胡六菊说，从第二年开始，她家厨房和厕所的墙壁、天花板就开始渗水，严重的时候，“地上都是薄薄一层水”，而且客厅中间的横梁上出现裂缝，她曾多次找物管反映，都没人来解决。
像胡六菊一样对衡州大厦建筑工程质量提出质疑的住户不在少数。在火灾现场，衡阳市建筑工程管理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还告诉记者，衡州大厦“梁柱内钢筋数量不足，楼板厚度不够”，质量不过关再加大火长时间燃烧，在短短3个多小时内倒塌“不足为奇”。
那么，大楼究竟有没有质量问题？
事故发生后，这样的质疑让衡州大厦的开发商——永兴集团焦头烂额。他们派出了副董事长戴健平担当“新闻发言人”，应对蜂拥而至的媒体。
“我们用的都是合格的建筑材料，也专门请专家做过质量鉴定。质量有没有问题，调查组会有一个结论，任何猜测都是不负责任的。”戴说。
为资证明，戴健平向记者出示了相关“证据”：从湖南涟源钢铁厂购进钢材、湖南祁阳黎家坪水泥厂购买水泥的凭证。
至于质量鉴定，记者没能看到本应由衡阳市建工局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而只有由“湖南长沙有色物探技术工程公司”出具的“基桩无损检测报告”，以及“衡阳市朝阳防水材料厂”颁发的“建筑材料产品合格证书”。
为何没有质检部门的验收手续呢？戴健平解释说，由于规费没有交齐，市质检部门没有对衡州大厦进行工程监督和质量验收，所以，永兴集团自己请人进行“自检”后交付使用。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竣工五年之久的衡州大厦，居然没有建筑单位资质证明和工程施工许可证。
对此，戴健平先含糊其词，称修建衡州大厦时为公司初创期，资料保管不规范，“很多凭据已经遗失”。经记者一再追问后他表示，衡州大厦是永兴集团的前身———永丰资源开发公司承建的第一个项目，创立之初只有18个人，其中一些人有施工资质证，但整个公司尚未取得建筑单位资质证明。
“当时永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在集团的董事长李文革与核工业部25建设公司合作，成立了一个工程处，李董事长任处长，所以我们就用了25公司的资质进行建设。”
就这样，一个没有建筑资质的公司，在没有取得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1997年4月自己开发设计，年底即完成了衡州大厦的整体建筑施工。
监督了没有？
按照流程规定，一项工程在计委立项后，应到建工局报建，在核实了建筑资质证明、土地使用手续之后，交纳完规费，发给施工许可证方可进行施工。这期间，还须由建工局的工程部门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竣工之后，由建筑质量监督站组织验收。取得验收合格证明后，房地产公司持相关手续，到房地产产权登记处进行备案，购房户方可办理产权登记。
然而，记者到建工局、质检站、规划局、房地产产权登记处等多个部门走访了解到，衡州大厦相关手续都阙如。
衡阳市建工局原工程科科长、现在的工会副主席肖祥松表示，对这个过程“一点都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
“直到起火那天，才知道衡州大厦的具体方位，这之前，只去过一次隔壁的衡州大市场买东西。”
作为主管全城建设施工的部门，一个如此大的工程在建，怎么会一无所知呢？肖祥松的解释是，建筑行政部门分为两块，一块是市场，一块是现场。“市场块通过了资质审核，手续交到我们手里，我们才能够组织现场的质量监管。前面的手续都没有，我们怎么可能进行监理呢？”
衡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也给出了同样的理由：上面的手续没办理，下一个程序就可以不进行。因此，质检站不清楚衡州大厦的任何事宜。
那么，这是否表明，建筑部门就无法对这样的“违章建筑”进行监督管理？
答案是否定的。
市建工局稽查大队一位姓谢的工作人员表示，稽查队的职责，就是每天在城里巡视，一旦发现手续不全、不符合规范而私自开工的工程，稽查队有权勒令其整改、停工甚至拆除。
为何衡州大厦得以顺利施工乃至竣工，且堂而皇之存续5年之久，难道稽查大队发现不了如此之大的问题？
谢称，他刚刚从部队转业来建工局，以前情况不是很了解，且时间过了这么久，管理人员换了几拨，“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然而，永兴集团收集的关于衡州大厦的材料显示，宣称“毫不知情”的相关部门，实际上不但知道这样一个项目存在，而且还收取了一定费用。例如1997年，永兴先后交给建工局25万元的“公用设施配套费”、1.84万元的“管理费”和8885元的“招投标管理费”；市质检站也分别在1997年12月22日和1998年8月17日，收到永兴交来的1562元检测费和9360元质监费。
戴健平说，大概由于一些费用没有交齐，有关部门才没给办理手续，一直拖到现在。
尤为奇怪的是，除土地使用证外其他手续全无的衡州大厦，不仅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在竣工后没有验收的情况下，购房户全都顺利取得了房产证。
谁开的绿灯？
一个违章工程，为何一路绿灯？戴健平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原由。
衡州大厦原是衡州大市场的配套工程，1994年由市计委立项，交给江东城建开发公司开发。
“由于涉及到50多户拆迁户的安置问题，江东公司认为无利可图，就把这个项目转让给了我们。”戴健平出示了一份签于1995年6月25日、有市计委领导批示的“项目变更单位报告”，并表示，一些领导承诺，可以参照市里重点工程的做法，在办理手续方面“先上车，后补票”，“边报边建”，另则享受一些规费减免。
“比如产权登记，就是我们跟房地产产权监理处事先协商好，先为住户办产权，手续日后补齐。后来公司事情一多，可能就没再补。”
建工局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在衡州大厦违章问题上，不是没有过反对声音，但有市里领导出面担保，就不了了之。
“有些事情不需要我们过问，也过问不了。”好些知情人士都无奈地表示。
正是有了这样背后的支持，永丰公司的违规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家住“大富贵家具城”的一位银行职员告诉记者，他当初买房子时，不知道背后要建衡州大厦，直到有一天，突然见大厦动工，其建筑墙体与家具城近在咫尺，远远超过了规划红线，大伙才着了急。
“当时几十户人联名上告，但没人管我们，最后衡州大厦就紧挨着家具城建起来了。”他忿忿地说，他家住六楼，因为光线不够大白天都需要开灯；对面人家电话响，他常常误以为是自己家的而跑去接，后来不得不换部铃声不同的电话机。
记者在衡阳消防支队绘制的图纸上看到，同为九层楼高的衡州大厦与南面的“大富贵家具城”，地面间距仅3.1米，空中间距甚至不到两米。西面的消防通道，南头3.7米，北头仅3米宽，既不符合采光要求，也达不到消防规定。
不仅如此，永丰公司为“少交规费多卖平米”，私自加盖一层楼，由原来的8层变为9层，总面积由8300平米增加到9300平米，按物价局核定的每平米950元算，仅此一项，进账近百万。然而，屡屡撞线的永丰公司，没受到有关部门任何形式的处罚。
据永兴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当时主管建筑行业的副市长，是现任南华大学党委书记李湘沅。记者致电李湘沅，希望了解衡州大厦当年规划建设的相关情况，对方以自己“1997年就不再主管建工”为由拒绝回答。
李文革在衡阳
在衡阳市最繁华的解放路上，有一座标志性建筑：33层高的“永兴阁”。
它是永兴集团在衡阳开发的第九个项目，也是董事长李文革的得意之作，号称“湘南第一高楼”。李文革的家，就在最高的33楼上。
然而，衡州大厦的这一场大火，打破了这位“城市最高处的人”平静的生活。11月12日上午，记者在珠晖区永兴集团总部见到他时，他神情凝重，面色憔悴，尤其是声音喑哑，显出内心的焦虑。
“我现在不方便说什么。”他以嗓子嘶哑为由，客气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集团的办公楼里，30多位业主人声沸腾，指明要永兴集团承担出租仓库导致火灾和不负责任的物业管理造成的财产损失。
就像无人不知的“永兴阁”一样，李文革在衡阳也是大名鼎鼎。他有着传奇般的发家历史：年仅33岁，坐拥亿万家产。而早在10多年前，他还是路边一名年轻的修车匠。
也正像无人能真正了解“永兴阁”一样，衡阳人很少能讲得清李文革是如何赚取第一桶金的。
这位戴金丝眼镜、看起来白净斯文的年轻人，从1995年着手开发自己的第一个项目衡州大厦开始，便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很快成为“明星”。迄今为止，李文革在衡阳运作了10个大的房地产项目，拥有4家一级法人单位和3家内部核算企业。
然而，在衡州大市场副总经理尤家驷眼里，李文革并不像表面那么温文尔雅。
“这里，缝了九针；这里，断了三根肋骨，差点就没命。”尤家驷在自己的额头和胸口比划着，声音有些发颤。
尤家驷清楚地记得，那是1997年的秋天，当时还是衡州大市场工程部部长的他，跟建设中的衡州大厦工地人员发生争执。“我跟他们说，你们施工的消防通道和下水管道有问题，双方争执了几句，我就没收了他们的鼓风机。”
没想到，下午，一群人冲进他的办公室，对他一阵狂殴，他当即倒在了血泊中。后来，没有任何公安机关过问，永丰公司赔了他两万块钱了事。
据闻，此类事情在衡阳还不少。本报2002年6月报道的《衡阳“辱医案”深度内幕》，其间就涉及永兴集团打人一事。
这场大火烧掉了永兴集团的“风光无限”。据悉，投资两个多亿、已部分建成的“永兴商贸城”因手续问题被叫停，“永兴阁”的一些住户开始要求退房。
代李文革出面解释的依旧是戴健平。他的话让记者大吃一惊：“永兴商贸城大部分手续都办了，规费也只差一点了，交完了就可以补齐施工许可证。”
看来，正招商热卖中的“永兴商贸城”，其操作方式与衡州大厦如出一辙：先上车后买票。其本质也是一个“违章建筑”。
他否定了“永兴阁”一角下沉的传闻：“高层建筑，允许一定下沉幅度，我们经过了专家鉴定，在规定范围内。”
但对于永兴集团违反规划设计，私加四层被政府处罚的“传闻”，戴健平做了如下解释：按照有关规定，凡高度超过100米的建筑，都需报建设部批准。为减少审批环节和节约成本，永兴集团只报建98米，而实际高度109米。
“超出部分被罚了款，还要按照程序再申请验收检测。”戴说，实际上超标部分本应在11月3日那天获得手续，“不巧，大火让一切都停滞了”。
戴健平说，这次火灾给永兴集团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不仅衡州大厦一楼的门面化为灰烬，而且伤害了永兴的信誉，以后在衡阳，很难拿到项目了。”
“这是一场大灾难！”李文革幽幽地叹息，表情很复杂。
□现场
面对灾难选择坚强
“这几天我一睡下去，就看见房子在倒，火在烧，人们在尖叫，警车在呼啸……一连好多天失眠了。”唐桦是《经济参考报》驻湖南分社员工，现场目击者之一。
回忆起当时情景，唐桦用了两个字形容：噩梦。
“大概是11月3日早上5点钟左右，我被一阵剧烈的吵闹声惊醒，就赶紧下床跑到阳台上观看。”唐桦这一看不要紧，站在阳台上的他倒吸了口凉气：对面衡州大厦楼下冒出滚滚浓烟，一股焦臭刺鼻的气味正向上弥漫。
“不好！着火了！”当唐桦心急火燎地跑进四合院格局的衡州大厦时，看见天井空地上已站了好多人，浓烟正从五单元楼下的卷帘门里不断往外冒。
火势越烧越旺，衡州大厦五个单元的住户以及周边楼房的居民们纷纷下楼躲避。一时间，有人呼喊，有人哭闹，有人尖叫，有人昏迷，有人忙着搬家当，场面混乱不堪。消防车和消防队员越来越多，几十支水枪开始对准势头越来越猛的大火，警察也迅即赶到，组织驱散四周人群。
珠晖中队战士刘文斌在浓烟中从一楼到六楼逐一敲开住户的房门，当进入5914号住户时，发现一名男子已经昏倒在门口，刘文斌把自己的空气呼吸器解下来给他戴上，背起他就往楼下跑。
支队警训科参谋刘知敏在疏散群众的过程中，有一个住户反映二楼西边一户住宅可能有人还未撤出，闻讯后刘知敏立即进入火场开展搜救，由于烟气大、温度高，他先后冲了3次都没有成功，最后第四次才冲入火场把被困的群众解救出来。此时又有群众反映六楼还有两位老人未下来，支队参谋长邵六芝立即带领战士杨丹、刘文斌上楼救人，走到三楼，发现一个空气呼吸器坏了，可是退下去很可能就来不及救人了，他们没有半点犹豫，迅速冲到六楼，合力把门推开，找到两位老人，其中一位老人已经昏迷，他们背起两位老人就往下冲……
大约两个小时后，火势和人们的情绪都渐渐平息，然而，悲剧才刚刚开始。
躺在衡阳市中心医院病床上的李凌，在看追悼会现场直播时，痛哭失声。
“20名遇难的消防队员中，有一半是我的战友啊。”李凌到《衡阳晚报》工作前，曾在湖南省消防杂志干记者多年，“有什么事情他们会立即通知我到场，我几乎就是半个消防兵。”
11月3日那天早上7点40分左右，正在睡梦中的李凌接到报社通知，珠晖区衡州大厦发生火灾，他“脸都没来得及洗，挎了相机就出门”。
“刚刚走进底楼，楼上被火烧得滚烫的水不断掉进我的脖子里，我没有防火服，实在受不了，就退了出来，爬上西面一个二层楼的平台，那里正好有三名战士在灭火，我就站在他们旁边拍照，不到三分钟，楼塌了。”
李凌形容说，那栋九层高的住宅楼，“就像恐怖电影那般”，笔直地向他倒过来，他本能地蹲下来，一手抱头，一手抱相机“等死”。幸运的是，气浪把他掀下了平台，平台支出部分救了他的命：他既没有被垮塌的建筑物掩盖，也没被四处飞溅的砖头瓦砾砸中。
在昏迷了半分钟后，李凌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迷迷糊糊向前一看，是平时熟悉的消防支队防火处参谋杨银斌。
“杨银斌对我喊，李凌，李凌，快来帮帮我，我的腿断了。我看到他躺在废墟里，脚掌已经断了，只由一根筋连着。我挣扎了一下，想站起来过去，但是腰一阵剧痛，于是我跟他说，我的腰不行了，动不了，说完又晕了过去。”
突如其来的灾祸，几乎让在场所有的人失去了思维。正在西北角现场指挥中心指挥的支队长杨友良，在大楼垮塌后半晌没能回过神来，只是不停地喃喃：“我的兵呢！我的兵呢！”而后泪雨滂沱。周围群众和消防官兵，在目睹这场惨剧之后，全都泣不成声。
2003年11月3日8时27分。时间定格。
■记者手记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我就是想不明白，咱们的战士牺牲了那么多，救火的时候也尽心竭力，为什么有人非要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衡阳消防支队一位姓李的中尉语气很有些不平。
就在永兴集团为可能承担的责任苦恼之际，这些天受赞誉颇多的消防队内部也不平静。媒体开始传出不同的声音，矛头直指消防队救火时间和战略战术问题。
“有居民说凌晨4点多钟就打119了，可我们的系统显示，第一个报警电话是11月3日5点39分25秒拨通的。我们平时训练就要求，一分钟问话，三分钟出动，有什么理由拖一个小时？！”
李中尉拿出一份证据交给记者，那是消防队几天前到衡阳市电信局查到的11月3日当天拨打119的电话记录单。第一个号码显示记录，与119指挥中心的相同。
公安部专门从吉林省消防总队调来的火灾调查专家金河龙表示，接警时间最好以119自动记录系统和电信局数据交换中心的记录为准，居民们当时情绪激动紧张，有记错时间的可能，“如果大家还不相信，专家还可以从现场的烧灼痕迹来判断大致起火时间。”
如果说接警时间是悬而未决的“疑案”，那么关于救火的战略战术，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话题。
戴健平在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衡州大厦起火三四个小时，早已超过建筑物的最大耐火极限，“随时有垮塌危险，消防队员应该有这个警醒意识，‘9·11’世贸大厦的倒塌，就是前车之鉴。”
“大楼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倒塌的，这不能怪消防队员警惕性不高。”杨友良支队长说，一栋大楼要倒塌，会有相当多的征兆可以判断，而消防队设在现场的观察员，没觉察到半点问题，直到垮的那一刻才有所感觉，“可是太突然，根本来不及反应”。
一位战士告诉记者，两支小分队往中间挺进灭火，一是完全没意识到大楼有坍塌危险，二是的确中部火焰较猛，战士们想尽快控制火势，防止蔓延。而衡州大厦西面和南面的消防通道堵塞，加之防火间距不够，给灭火造成很大困难，官兵们不得不深入到中部去。
还有些在场的官兵反映，偌大一个住宅区，只配套了五只消防栓，其中一个上锁，一个没有水压，迫使消防车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装水，一去一来，耽误了灭火时机，加速了火焰对建筑物的毁坏。支队一位干部表示，在这之前，消防部门多次给市政部门反映情况，可是没有收效。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衡阳“11·3”特大火灾酿成惨剧，是由很多偶然因素组成的：如果房地产开发商能按规则运作项目，如果政府职能部门能依照程序办事，如果住宅楼下不允许设仓库，如果物管禁止商家熏烤干货，如果消防通道不被堵塞，如果市政设施能够配套到位……如果没有这么多如果，一切又会怎样？
或许，以下这些名字，依旧是鲜活而又蓬勃的生命，而不是纪念碑上冷冰冰的石刻文字。但无论如何，这些名字值得我们牢牢记住，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敬业精神，一种在老百姓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胁时敢于挺身而出的精神。
张晓成 衡阳消防支队政治委员 39岁 湖南耒阳人
戴和熙 副主任工程师 41岁 湖南湘阴人
赵康林 雁峰中队中队长 27岁 湖南祁东人
钟林林 石鼓中队副指导 28岁 湖南新邵人
陈桂华 石鼓中队副中队 28岁 湖南宁乡人
张尚 珠晖中队学员 22岁 安徽金寨人
方卫平 雁峰中队班长 22岁 浙江开化人
郭兵华 珠晖中队文书 23岁 江西莲花人
刘昌瑶 石鼓中队班长 21岁 湖南常宁人
贺华东 珠晖中队战斗员 20岁 湖南宁乡人
谌献波 珠晖中队战斗员 20岁 湖南安化人
曾辉 特勤中队战斗员 20岁 湖南株洲人
刘庆东 珠晖中队战斗员 19岁 湖南耒阳人
彭国辉 雁峰中队战斗员 19岁 湖南湘乡人
薛相林 石鼓中队上等兵 20岁 湖南临澧人
郭铁牛 特勤中队战斗员 19岁 湖南湘潭人
李代伟 石鼓中队战斗员 19岁 湖南望城人
周忠君 石鼓中队战斗员 18岁 湖南郴州人
张虎 列兵 18岁 北京密云人
聂学敏 雁峰中队代理副中队长 23岁 湖南汉寿人
本报记者、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申请转载、摘编者请发电子邮件至nfzmcopyright＠vip.sina.com。
向春 制图（详见PDF第2版）
 永兴阁在修建时已引起人们关注 |
November 06, 2003
俄罗斯霍氏事件标示了什么 [Time ]
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10月25日被检察当局逮捕引起的冲击，已经持续了两周。俄罗斯执政当局自然希望把这一事件视作是单纯的司法案件。但是，舆论似乎并不这样看。霍氏被捕以及俄罗斯内部出现的政争，表明普京就任总统以来罕见的政治稳定局面告一段落。分析家认为，冲突和政争，事关俄罗斯未来走什么样的道路。而如何对待大实业家，则是这一关键抉择的综合标尺。俄罗斯转型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以宪政建设为核心，其二是非暴力的“和平赎买”。转型的宪政特征，使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参与爆炸”；转型的“和平赎买”政策则带来权贵资本主义的诸种弊端。
正如叶利钦和盖达尔所描述的，用所有权换取前苏联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用新国家政权中的权力换取旧的权力，是俄罗斯转型的主要构想，其出发点是，这种换取比通过暴力剥夺以及发生国内战争成本要小。
作为曾被当局刻意培育的宪政民主的同盟军，在转型过程中崛起的金融家、实业家，自然参与了政治。霍多尔科夫斯基当初就是带着“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投身商界的。在1996年总统竞选的关键时刻，这些金融家和实业家主动投入了叶利钦的阵营，给予叶氏至关重要的支持。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俄罗斯政权被寡头控制”的说法出现了。
其实，这个说法是叶利钦的政治反对派在正确地指出俄罗斯权贵资本主义弊端的同时，为批判叶利钦政权而发明的一种宣传策略。在1996年选举期间和之后一小段时间，商贾们确曾一度幼稚地自信是他们拯救了俄罗斯，他们也将支配俄罗斯，但叶利钦重新当选总统不久，就提出了解决大实业家、金融家影响政权的问题。
1996年总统选举之后出现的不是政府和寡头的合流，而是两者的对抗。在此之后发生的几次政府危机，正是这种对抗的结果。普里马科夫政府、基里延科政府，都把确立政府和政权的独立性视为重要目标。普京当选总统后也继承了这一政策。他当选总统的当月，就把古辛斯基送进了大牢，后来又驱逐到国外。之后普京总统召开了与大实业家的圆桌会议，提出按游戏规则做事，要他们“远离政治”。应当承认，这项既定的政策，符合俄罗斯的政治逻辑，有其合理性。
但是，很多分析家认为，经过1998年的金融危机，大金融家遭受重创。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所谓的寡头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不过是作为个体与某个政治派别结盟而已，成为这个那个政治派别的赞助者，而这是一种在宪政体制下被允许的政治活动。如果因为某个商人从事了当局不喜欢的政治活动而对他实施强制，就越过了宪政界限。
但是舆论热衷于沿用1996－1997年间形成的“当局和寡头”的分析模式观察局势。只要当局采取一项针对某个商人的行动，总会引来一阵“当局敲打寡头阴谋家”的喧嚣。充斥媒体的，是大同小异的对寡头的斥责。
这种倾向反映了，舆论对于国家强制力量有可能滥用缺乏警惕意识。
真正应当关注的当然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究竟有没有犯法。在这个问题因为信息局限而无法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应当关注的问题是国家强制力量的限度和大实业家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度，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谈论什么“转轨富豪”们的“原罪”。
那种认为大实业家自动成为民主法治制度积极建设力量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力量不受限制的实业家确实有可能把公众、把国家俘获为人质，他们像章鱼一样无情地吞噬公共利益。因此，民众和政府需要为他们设定限度，使之成为民主和法治的建设力量。
但是，认为政府一定会自动地站在公众立场上限制寡头和自动地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假设，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上，如何控制国家使之在宪政、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一直是正当的要求。从现代国家的演进史看，国家也是在与各种民间力量，包括实业家力量的博弈中，得到控制的。因此，公众以及大实业家保持着对橡皮警棍的警醒，就是非常必要的。
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正是对上述两者各自限度的考量。一般来说，实业家与当局过分疏离和过分亲近（如韩国财阀与政府的那种关系）都有害于社会。过分疏离则社会充满冲突和焦虑，过分亲近则导致腐败。因此，把实业家赶得离当局过远，并不是明智之举。把实业家完全装进当局的口袋、完全置于自己的手掌之上，也非明智之举。
这种两难的境遇，是对俄罗斯政商领导人智慧的考验。 Posted by xdanger at November 6, 2003 10:14 PM | Comments (0) | TrackBack
November 06, 2003
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 [Time ]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
■他本是一个亿万富翁，却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当了董事长还帮工人掏粪。
■他本该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却办免费的农民技校、赔钱的中学，赔多少都不在乎。
■他深知商场官场潜规则，手中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却不肯和光同尘，梗直倔强。
■他在事业顶峰时曾评论自己：“看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几乎一语成谶。 □本报记者 万静波
悲喜
11月1日，河北省徐水县。85岁的刘凤兰在家里一大早就心神不宁，一会儿坐到炕沿上，一会又挪到院子口向远方张望：她儿子———49岁的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自今年5月27日被逮捕后，再没见过母亲的面。
在被羁押近半年后，孙大午被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定于是日释放。
这天也是孙大午父亲孙凯的生日，全家人都在忙活着饭菜，谁也不怎么说话。作为现场惟一的记者，我甚至不忍旁观这次压抑而酸楚的家宴。
突然，家门口传来哭喊———“大午回来了！”
这也是记者第一次见到孙大午。半年的牢狱生活，他比照片上瘦了些，理了个寸头，白发出来了，但看起来精神尚好。
亲人们把孙大午围在了中间，哭作一团。
孙大午没落泪，看起来很镇定，只是眼圈红了一下。刘凤兰抱着儿子说：“小子，告诉你，你妈没哭，你妈相信你能出来。”
坐下来后，杜润生、保育钧等人专程过来看他，他有些沉默，只是一杯接一杯喝酒，菜几乎都没动。而他家人告诉记者，原先他曾戒酒多年。
不断有人进来敬酒，端起酒杯就掉泪，连人高马大的男人也不例外。隔壁和外面院子里，慢慢围聚了一大群人，越来越多，也不进来，只是在外面抹眼泪。
一个食堂老师傅带着哭腔说：“你走了5个月，咋跟5年一样？！”
有人问到了看守所的生活。孙大午说：“里面也没啥，呆得住，就是最早关单人房时有点难受。”当有了点醉意后，他就感叹：“人为什么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单身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
说归说，孙大午在看守所里没闲着，他在半年里看了约50本书，文史哲方面的，包括15本中国通史和两本英语习题集。那里能看的书，他几乎都翻完了，出来时跟看守所所长说：“书太少了，回头我给你捐。”
对被羁押的日子，他说：“受这难，正常。”他过去一直过着忙忙碌碌的生活，被抓后，陡然“有的是时间睡觉，好像休假了半年”。
这顿饭吃得不轻松，从属下那里他得知，目前大午集团的经营状况已受到重创。有几家厂停止了生产，还流失了四五百名工人。一个细节是，该集团门口有一个早点摊，过去生意好得很，每天都营业到中午，现在上午9点钟就收摊了。
孙大午家里状况仍然糟糕。他岳母也是今天生日，可那个生日晚宴吃得更压抑：他妻子受他牵连，迄今“在逃”，岳母只能过个女儿缺席的生日。晚餐很简单，一个大午集团的自制烤鸡，几个凉菜，孙大午亲自给老人喂蛋糕吃。
回家后的两次落泪
大午学校的状况也不好，今年小学一年级只招了6人，还有一些学生流失走了。
11月2日一早，孙大午又去了学校，从食堂到教室，皱着眉一间间地看过去。在女生宿舍里，他看到几间宿舍几乎是空的。
记者眼前一直很坚强的孙大午落了泪。一位学校的老师说，在工作组接管学校期间，孙大午收养的两个孤儿，因交不起学费差点被赶出校园。他本来不知道，一听说这事，眼圈“刷”地就红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正开着，孙大午不管，掏出纸巾抹泪。
10分钟后，孙大午再次落泪。图书馆大楼只修了一半就被迫搁浅，本来是准备和加拿大一所学校合作办学的，协议都签了，因他突然被拘捕而中途流产。目前，三四百名建筑工人走得不剩一个。连建筑队长都到北京打工去了。施工机器也被拍卖一空。站在大楼面前，望着黑暗而丑陋的墙体，孙大午沉默着，无语望天，流下眼泪。
在校园小卖部，他特意看了看刷卡机，5年前他就定下制度：一个学生一天只能刷卡10元，听说这个制度还在被严格执行时，他脸上才略有些笑容。
面对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孙大午本有所顾忌不愿意多说，但生性豪爽，眼看着要说多了，他二弟媳红着眼睛抢进来，冲他嚷嚷：“不是说不让你说的吗？咋又在说了！”
孙大午愣了一下，摇头苦笑。
在狱中，孙大午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记者辗转看到了，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
从来不信传世作／天行健／地怎说／纵然已近天命年／仍西望长安／诘啧蜀道／惟有男儿本色。
大午城，桃源梦
Hold fast to dream
For if dreams die
Life is a broken－winged bird
That can not fly
（紧紧抓住梦想／梦一旦逝去／生命将如断翼的鸟儿／不再飞翔）这首诗是孙大午在一所大学演讲时用英文朗诵的。他第一个梦想，是将大午城建成为一个好人相聚的世外桃源。
这是一个儒家式的乌托邦之梦。他赞同“共和”思想，推崇儒家“和为贵”，宣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向往“大同”。
1970年，孙大午当兵，一呆8年，他表现很好，两年就入了党，曾被提成营职干部。1978年，他转业回家，进了县银行部门。
1985年，郎五庄村委会对外承包土地，孙大午就鼓动妻子联合四家农户承包了这块“憋闷疙瘩”。1989年，已在县农业银行干到人事股长的孙大午辞去公职，和妻子共同创业。
18年发展至今，当年1000只鸡、50头猪的小小养殖场，发展成有1500多名职工、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均过亿元的大午集团。
他常年开办免费的农民技校，已培训养殖户3000多人，学员遍布十多个省。
他办医院，被捕前还投入20多万元建成一所医院。每月只用1元，职工和村民们就能享受合作医疗，做一次包括B超、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只要10元钱。
他重视教育，憧憬“有教无类”的理想境界。在大午集团，除了董事长一职外，他只有一个兼职：大午中学校长。在他的罪名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00多万元”，而校园投资就达到3000多万，校园比集团办公楼要豪华，但收费却并不贵，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只要100多元。他要办的是一所“平民学校”。
孙大午对于企业文化有让人奇怪的独特理解，比如他建孔庙，祭奠孔子；还曾计划投资1000万元兴建“儒家大成园”，纪念历代大儒。甚至想建一座“孔子大学”。
在有些人看来，他对儒家文化的宣扬有些超常了，例如他给职工讲《论语》，甚至将道德教化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有职工不给父母赡养费，孙大午亲自找他谈话：要再这样，就直接从你工资里扣。不然请你离开。
他反对暴力，甚至反对学生看战争片和动作片。
他要求小学生背诵《千家诗》、《三字经》，还在全校推行“母亲颂”等活动，宣扬“孝悌”精神。
他骑摩托车轧死一只小鸡，四顾没人，他下车在死鸡下边放上两块钱，这是“慎独”。
他在大午集团办公楼上下贴满了格言：做事不虚不假，做人不欺不骗；不得一时之利，不取一时之财；讲仁讲义讲良心……
他真心地认为：做买卖和做人一样，都要心术正，仁义买卖才能长久。当年他多次考察大邱庄，大邱庄的理念是“先向钱看，再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等，他并不赞同。他的思想是：“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
孙大午在不少场合宣称：“我的梦想正在实现。”他反复说要为乡亲们打造出一个没有邪恶、没有饥馑、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
孙大午曾把建设大午城的构想向上级政府汇报，领导都表示支持，但“却找不到可依据的政策，因为国家提倡搞小城镇建设，只是限定在原有城镇基础上扩建”。
但也有人批评孙大午的“幼稚”，因为这个梦想过分倚靠孙大午的人格魅力，人治色彩太浓，孙大午的个人安危直接影响到企业全局。
古怪的亿万富翁
这个有严肃的道德诉求、清苦自持的富翁，在他的家乡正赢得传奇般的声誉：他有亿万家产，却没有别墅，没有专车，住在集体宿舍里。生活极其简单，爱吃玉米饼子、大葱蘸酱，在外办事往往在路边小摊填饱肚子了事。不赶名牌，不上娱乐场所。一个月只拿2000元的工资。出差去宁夏，他坐硬座。
最令人称奇的是，孙大午当了董事长后，竟然还帮工人掏过一次大粪。
“我没有一个私敌。”孙大午说。这听起来简直有些不真实，二十年风雨，被投毒、剪电线、毒打、暗杀、诬告……几乎什么事情他都经历过。
1998年，他投资160万元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直通107国道，造福了一方民众。但居然有一位基层干部因未得好处，让各村动员村民挖路。一位村支书要入干股，孙大午不答应，此人想尽办法捣乱。一次，此人让他的外甥来大午家，劈头就打，孙大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根指骨折断。
孙大午说耶稣的故事让他感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向人们讨口水喝，有人却拿破布蘸上盐水递给他，耶稣只怜悯地望着天说：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说他也是这种心态。
孙大午说，“我要做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他说“我敢光着屁股在街上走一趟，因为我身上是干净的”。
在中国，“问题富豪”落马，会牵出一连串的涉案政府官员，可孙大午案却没有一个官员因之受到牵连。在中国富豪阶层普遍社会声誉不佳的背景下，孙大午的出现，某种程度上简直是个奇迹。
当然，也有人认为孙大午作为个人性格而言，太自负。当地一位县领导就讲过：孙大午是“午”字出了头，成了孙大牛。
2002年5月，首届全国“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在大午集团召开，按常规该请县里领导露露脸，可孙大午竟然说：“他又不懂，请他干嘛？”后来请了一位政协副主席，刚从教育局长位上退下的，“他还懂”。
也许，这种太过求真的个性，使他无形中失去了若干也许本可不必失去的盟友，官员中也该有他的真朋友。
黄道、黑道与正道
孙大午把自己的道德观烙在大午集团的经营方式上。2000年，大午集团有机肥厂面临一个在同行看来无需斟酌的选择：南方一家公司决定常年要大午集团的产品，一次就要十个车皮，甚至货款先到。但“按惯例”，那家公司经理要每吨60元的回扣。
这是个很划算的买卖，但孙大午当场拒绝：“这样做买卖还不如妓女，表面上是在出卖商品，实际上是在出卖人品，这样的交易，最后会让企业形象和信誉都受损害。”
最后生意没有做成，那家公司的经理觉得匪夷所思。
大午公司的种禽厂，常年购买北京某国有鸡场的种鸡。一次经理向他请示：是不是给场长送四五千块钱，别人进鸡一只4元，他们要6元，每进1万只，就要多出2万多块。孙大午眼睛一瞪：“我宁肯多花钱，也绝不送礼，可以正大光明地讨价还价，但不要贪这样的便宜。”
孙大午把企业的经营之道总结为三种：黄道、黑道与正道。黄道，是胡雪岩的生意经，靠政府吃饭，和官员勾结，送回扣，行贿赂；黑道，生产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逃税漏税。
孙大午提倡走正道：正道看起来最笨，但清清白白，虽艰险但终是坦途。
中国管理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姚监复，十多年前就和孙大午有了交往，他有句评价：“孙大午是个一面派，从不两面逢迎。”
孙大午遇到他喜欢的学者，赞扬话一般只一句：“你的课我听完了。”
一个细节证明了他的军人作风。一次他和某地税局打官司，该局一个官员涉嫌打击报复，他先让人把控告信送到对方手中过目，然后再向有关方面寄发。
“不兼容”的代价
正如孙大午一位朋友的预言：“大午，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跟现实社会‘不兼容’的。”现实果然残酷，事后让孙大午栽大跟头的资金问题，就是例子。
企业要发展，最重要是资金。这些年来，孙大午年年申请贷款，年年落空。1993年，大午集团还是一家小型饲料厂，想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求助银行，被拒。1995年，孙大午申请50万元贷款办农民技校，还是贷不到。
近20年来，大午集团只拿过因为荣誉而特批的两笔政府扶持性贷款。一次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之一，河北省农业银行贷了250万元；一次是1996年孙大午被评为全省“养鸡状元”，农行再给了180万元。其他贷款就难上加难。
2000年，他想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1200万元的投资，需贷款600万元。在连续贷款未果的情况下，孙大午被逼无奈，终于听了劝告，送了1万元给某银行行长。不知是否嫌钱少，钱收了，贷款没下来。孙大午大怒，非要把钱要回来，最后索回了6000多元。
从此，大午集团与当地银行完全断绝了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当地另一家民营企业发展迅速，近年来年产值已达到数亿元。据了解，该公司从当地银行的贷款已有3亿元之多。
无奈中，孙大午在向律师咨询后，转而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但他没有想到，律师认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却让他背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他曾想小心翼翼避开的雷区，却终不能得免。
和孙大午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孙大午被抓后，山东、贵州等地有9家企业打来电话，关注孙大午的审判结果，他们的企业领导人也都因同样罪名而正遭羁押。
说，还是不说？
如果是一个“聪明”人，也许会“退思己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最后变得“成熟”了，与这个格外现实的世界妥协。但倔强的孙大午却坚持要从另一翼寻找答案：是我自己错了，还是现实错了？
他不仅去思考，有的时候还把思考的结果拿出来说。
就以大午集团遭遇的税收官司为例。《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在税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不如期完税，没有复议的资格，不经税务机关复议无权打行政官司。因此，对于孙大午打官司的要求，法院根本不管，至于税本身该不该缴的问题，法院更不理睬。孙大午的几十万元资金就这样白白被划走，而没有任何说法。
《银行法》规定，经人民银行批准实缴资本5000万以上可以开办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拥有两个亿资金者可以开办私人银行，可是不允许农村开办钱户、钱庄。“在农村谁有两个亿资金？谁又愿意实缴5000万去集体‘合作’？这些条文限制的是农村的金融流通，束缚的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孙大午评论说。
“但在全国十几万亿存款中，农村也就占了两三万个亿，即使这些都返回农村，放开农村的金融市场，又能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混乱？其实根本动摇不了国家金融命脉，可能伤害到金融部门的利益。”
他认为，类似问题在工商、税务、畜牧、卫生、水利等部门法规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
形成这些见解后，他开始和一些学界人士交往。今年三四月间，他借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讲之机，公开宣讲他的观点。这些演讲文章又流传到了网上，在学术界造成不小影响。
孙大午的朋友为他担心，因为很少人会像他一样把核心的观点挥掷出来，有些事实，一旦被揭开，是会让有些人害怕的。他在文章中现身说法，把那么多矛盾一锅端出来，自然要得罪某些部门和某些人了。有句粗话讲：屎不挑不臭，孙大午一下就把这团矛盾捅破了，犯了大忌。
也有人认为他实在“没必要”，他是企业家，尽可以闷头赚钱，不该搅和到学术界去，即使有所思索，也不该公之于众，最后拿个人产业赌博。
潜规则的破坏者
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说得很明白，官场上的事，只要弄清楚了背后的潜规则，顺时应变，那么困难就迎刃而解。
但孙大午不吃这一套，他的说法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更让当地一些部门头疼的是，这个孙老板很认死理———出了纠纷不是喝酒摆平，而是闹上法庭。
首先他得罪了“土地爷”。大午集团是从100多亩“憋闷疙瘩”发展起来的，企业稍有起色，当地的镇土地所就过来了，说大午违法占地，要罚款1万元。孙大午觉得委屈，没给。然后县里出面，说要罚5万元。最后市土地局把罚款追加到10万。孙大午还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占地，怎么会是非法占地？”
对方来个几十辆车，要把大午集团推平。“不要说你建养猪厂、养鸡厂，就是在山坡上搭个牛棚、垒个羊圈都得经土地部门审批，否则就是违法！”孙大午就把当地土地部门告上法庭。
孙大午接着得罪了当地工商部门。大午集团曾生产按摩器，在石家庄上市。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一纸工商处罚通知：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
孙大午纳闷了：“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团是我注册的，怎么会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
但对方说大午的商标没有发公告，所以罚款5万元。孙大午更觉冤枉了：根据商标法，3个月申报、3个月审查、3个月公告，一共是9个月，公告该由你发出，我已经申报了18个月了，我有什么责任？
只好又打官司，但怎么都打不赢。官司拖了一年，最后孙大午讲和：我孙大午有眼无珠，多有冒犯，罚5万我认了。
孙大午和当地税务局也有过一场“乌龙”官司。孙大午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纳税通知单，限大午集团3天内纳税138万元。他一直守法经营，去问为什么，当地税务局回答：你先纳了税再说。孙大午没有执行这个“通知”，3天后就被封了大午集团的账号。
孙大午浑身有理也无处诉说，只能再告。这时对方说是核实了，只要交16万多元，还加上20万的滞纳金。官司一打就是5年，从县里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
最后事情闹大了，有关部门终于出面调解，结果一夜间就撤了官司。但孙大午一算账，加上被扣后再也拿不回来的钱，大午集团前后损失了100万元。
十几年行政官司下来，孙大午伤痕累累。有人批评他说：孙大午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一个企业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外，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
对此，孙大午并不是不清楚，但他仍心存侥幸。今年3月的一次大学演讲中，孙大午对自己企业尚能生存发展作了个悲凉的解释：“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只是个死里逃生者。”
可惜说完“死里逃生”两个月后，孙大午就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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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午回家后见到80多岁的老父母，百感交集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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