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思而变: May 2003 Archives

May 29, 2003

一个明星社区的利益博弈 [Time ]

　　周浩／摄

　　五月！
　　在这个一度被SARS阴影笼罩的五月，在草长莺飞的中国南方，一些细微的变化正在悄然萌芽：在广州的一个高尚社区里，因利益受损而发自内心的维权冲动，将导致出现社区基层治理新的模式；在特区深圳，一个又一个公民突然间站了出来，争相要求竞选区人大代表，颇有一股“风起云涌之势”。
　　□本报记者李红平
　　□方三文黄广明
　　5月25日，一个普通的双休日。然而这一天，对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南浦岛的数万名居民、大石镇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众多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当天，一条被命名为新浦南路的市政路，在经过了5个多月的波折之后，终于正式开通。
　　这条平常的市政路，对相关各方的意义却非同寻常：作为这条路的直接受益者，一个新的房地产项目———“海龙湾”在这一天正式公开发售。知情人士称，这是一个迟到的发售，新浦南路5个多月的波折，也就意味着“海龙湾”上市被推迟5个多月，发展商损失不算小。
　　作为这条路的直接决策者，大石镇政府的相关官员在这一天可能会长吁一口气。这条路的开通，意味着他们对房地产商人的承诺的兑现，意味着镇里面的投资环境，甚至意味着政府的权威和信誉终于得以维护。
　　作为这条路的直接影响者，广州市番禺区丽江花园的上万名住户，尤其是新浦南路沿线的上千名住户，从此将告别宁静，生活在车水马龙之旁。
　　这条路的开通，更是宣告着丽江花园几千名住户自动发起的、一场历时半年之久的维权行动的基本失败。甚至于多名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介入，亦同样于事无补。
　　似乎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结局，当地一家媒体甚至在5月24日刊登了一条接近半个版的、类似于新闻通稿的奇特广告，标题是“‘丽江纠纷路’———新浦南路正式开通了”。至于谁是广告的出资者，不得而知。
　　然而，结果或许并不能说明一切。这场历时半年之久、并且引起有关各方关注的纷争充分说明，在市场经济日渐发展、私有财产逐渐确立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的行为必须而且必将受到强有力的制约，各方利益的纷争与合作亦将明显和加速，更说明了中国城市以社区为单位的基层民主的推进与发展。它对于全国众多的围绕着房地产而生的纠纷，对于社区基层治理模式的走向和演变，都将具有标本意义。

　　一个典型中等收入阶层社区
　　多年以前，一家新锐杂志曾经列举了居住在广州的一百个理由，其中有一条便是，“广州虽然没有（云南）丽江古城，但是有丽江花园”。
　　的确，丽江花园在广州几百万市民心目中，以及在全国的房地产业中，都曾经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回溯丽江花园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丽江花园实际上是广州、乃至于全中国住宅郊区化运动的第一批先行者。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批大规模有产者出现的产物。
　　1991年，广东省政府在香港的窗口公司———香港粤海投资有限公司瞄准了广州南郊的番禺市大石镇洛溪地区。这里与广州市区只有一江之隔，而且有水道直通香港。1988年，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捐资千万在江上修建了洛溪大桥，使广州市区至番禺的交通大大便利起来。霍英东、李嘉诚等纷纷看准了这个地带，在这里建设港式社区，吸引了不少港人来此置业度假。
　　与香港商人不同的是，粤海瞄准的不仅是香港人，也包括珠三角地区正在形成的富人们——的确，199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民间有产者开始大规模形成的年代。
　　当年，粤海公司与番禺市房地产联合开发总公司合资组建了广州番禺粤海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番粤”）。丽江花园随之产生。
　　在设计丽江花园时，“广番粤”便确立了明确的目标：“以广州市中上收入家庭为主要市场对象，吸收和借鉴香港的大型私人屋村的发展经验，注重环境规划和物业管理，注重营造高尚的居住文化。”
　　实践证明，“广番粤”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环境的优美、公共设施的完善和香港人细致周到的物业管理，都使丽江花园在整个中国房地产界显得卓尔不群。
　　更为难得的是“广番粤”着力营造的“高尚文化”。“人生充满劳绩，但依然可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镌刻在一块赭红色的石碑上，立在丽江花园的中央，成为这里的精神之源。每年的节假日，这里会时不时请来刘小光与业主下棋，会播放贾樟柯的电影，会举行双人自行车赛……
　　很快，丽江花园就成为番禺市和广州市最耀眼的楼盘之一。它甚至被授予“国家级示范小区”和“全国优秀住宅社区环境特别金奖”等殊荣。
　　而且，它也确实吸引了众多文化层次和收入水平较高的买主。据“广番粤”2001年的一份资料显示，丽江花园如今已有12000多居民，多为高级白领、文化界人士、商界精英等，还包括不少港澳台和外国居民。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48％，大专学历占23％，中高层管理人员占55％。
　　在丽江花园的居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诗人走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在不停地搬家。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这里，顿时觉得这就是她梦想中的家园，如同云南丽江一样。
　　这种温情而诗意的生活，在2002年底碰到冰冷的现实而发生转折。

　　阳台下出现一条大马路
　　丽江花园整体结构呈空心的长方形，十余个各具风格的小区围绕着中间的大花园，北面和东面都是珠江水道，南面紧靠小区的，是一条两岸种满桃花、柳树，河中遍布荷花的“天然河道”，河道对面是一望无际的苗圃和农田。因为这片田园风光，丽江花园南边的小区“桃花岸轩”（因那条“天然河道”而得名）、“玉树别院”、“九如通津”卖出了比别的小区更高的价钱。
　　2002年12月8日左右，在没有任何知会的情况下，“桃花岸轩”和“九如通津”的业主们发现，房子南边开来了大批施工队，推土机推倒了树木，铲车铲掉了草皮，施工的余泥倒进曾经布满水葫芦和荷花的小河。
　　开始，部分善良的业主还以为是与丽江花园配套的小学开工。在买楼时业主被告知，南边是发展商“广番粤”的“预留发展用地”。
　　可是，压路机下逐步显现的是一条宽达20余米的道路的雏形，通向丽江花园南边另一个新开发的小区“新大地花园”（即“海龙湾”）。很快，更多的消息传来，将要修建的是一条市政道路，现在修的只是它的规划宽度的一半，道路将再向丽江花园方向拓宽一半，甚至要拆掉丽江花园的围墙，成为一条双向6车道、宽达40米的主干道路。
　　也就是说，路修成以后，它最北边的一条车道距丽江花园的房子将不足10米远，业主们花大价钱购买的杨柳桃花岸，将变成一条车流滚滚的大马路。
　　更有消息称，为了配合“海龙湾”在元旦之后的发售，这条路的首期工程将会很快在1月初完工。
　　令人震惊的消息以飞快的速度在丽江花园的住户中传播。在恐慌中，一些人选择了逃离。随后一段时间，小区内的几间房地产中介的放盘量陡增。而且，争相杀价的结果令人瞠目：“九如通津”一位业主以38万购买的房产，在半个月前市值还是40万左右，如今竟然要以30万元的低价甩卖。在十几天内陡降10万。
　　不过，更多的人选择了抗争和维权。
　　12月20日前后，桃花岸轩的电梯里出现了告示，号召业主们12月22日下午两点在华林居（丽江花园内的另一个分小区，紧靠桃花岸轩）会所开会，商讨对策。当日下午，100多名业主自发聚集在华林居会所。首先的一个问题是，该去找谁？讨论的结果，是首先去找丽江花园的发展商———“广番粤”。

　　态度暧昧的各方
　　在丽江花园售楼部，业主们要求与“广番粤”的负责人对话，然而，没有人愿意出来与他们对话。僵持数小时之后，终于有一位部门负责人出面请业主代表对话，番禺区大石镇国土规划建设办公室两名负责人也随后到场作答。他们称，修建中的新浦南路是依法规划的市政道路。
　　几天后，“广番粤”在丽江花园各住宅楼贴出第一封公开信。信中称，以往政府的历次规划图中，均未显示有一条40米的市政路，这是政府的最新决定，与发展商无关。信中并声称，对于少数业主在售楼部的“鼓噪”行为，发展商保留追究的权利。
　　平日与业主和睦相处的发展商，迅速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而且态度颇为强硬。
　　业主们想到了他们的“管家”———物业管理公司。然而，昔日对业主笑容满面的物业管理公司的态度与发展商惊人的一致：让业主去找政府。
　　随着纠纷的发生，在曾经温情脉脉、一片和谐的表象背后，业主们平日根本就未曾顾及的一些现实开始浮现出来：丽江花园物业管理公司的投资方实际上就是“广番粤”，管理公司的负责人甚至是由“广番粤”的人出任。在这种状况下，物业公司的态度与发展商一致，自然毫不奇怪。
　　业主们搜寻起社区内的其他组织机构。很多业主在小区住了多年，却从未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这时，他们需要这些机构。然而，这些机构这时却并不一定会帮助他们。
　　他们想到了业委会。按章程，业委会是“代表丽江花园小区全体业主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然而，业委会的态度同样是暧昧和推脱。
　　有知情者向业主们回忆起首届业委会成立时的场景。1997年12月，丽江花园首届业委会实行公开选举。然而，虽然当时已经住进4000多户居民，这次选举居然只投了稀稀拉拉的157票。不过，仍有一个李姓业主非常热心地想加入业委会，经过一番努力，他获得了157票中的120票，本以为可以顺利当选。然而发展商只投了一票，这一票却相当于业主的353票，因为那些尚未卖出的物业所有投票权都归发展商名下。李姓业主顿时傻了眼。
　　选举结果可想而知，“大业主”———发展商推荐的候选人以绝对票数一锤定音，业主自发推荐的候选人全部落选。
　　此后的第二届选举依然改变不了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业主参选率太低的问题，零散业主永远选不过大业主。而参选率低的原因又是复杂的，业主大多是中青年，事业繁忙，平时“对政治颇为冷漠”。加上业主们平时对发展商控制下的小区现状一直还是基本满意的，在这种状况下，大部分业主自然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今日业委会的推脱，实际上是业主们放弃权利的代价，只是现在“追悔莫及”。
　　他们想到了居委会。依照法律，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据丽江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陈顺炳介绍，居委会的工作大部分是协助大石镇政府，比如计生、征兵、组织居民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等，居委会几乎成了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而在对社区居民服务方面，居委会副主任陈润波说最大的事情是“管好社区图书馆的2000册图书”。
　　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丽江花园目前常住户数7000户左右，但居委会仍然是按户口管理，只针对户口落在丽江社区的1000户左右的居民。而且，居委会在社区日常事务方面只是协助物业公司，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依附于物业公司。因为，居委会的人员工资和运作经费都是物业公司给的。在建设居委会的态度上，镇里的政策是，经费“谁开发，谁支付”。
　　搜寻的结果表明，在这个居住着1万多人的社区里的各种合法组织，居然基本上都与发展商有关，甚至于受其控制。发展商实际上是这个社区的治理者。一旦这个治理者“变坏”或者说不可依靠，居民们陡然发现，他们竟然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
　　而关于发展商“变坏”的传言也在迅速传播。有消息称，随着丽江花园的开发接近尾声，粤海集团正在考虑退出，他们已经减少了在“广番粤”的股份。更有人怀疑“广番粤”与大石镇和“海龙湾”达成了某种交易。
　　业主们发现，他们惟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

　　维权组织和代表的产生
　　维权只能靠自己，但到底该怎么维权，还是让业主们莫衷一是。应该寻找谁的支持？用什么手段才能阻止大马路出现在自己的阳台下？用什么办法才能动员更多的业主参与维权活动又能让活动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进行？这些问题都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
　　随着与发展商的那次对话，一个三十余岁、微胖的男子逐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众口纷扰之中，他说话的条理和口齿比较清晰，表现出较强的表达和说服能力。他叫曾宏，“桃花岸轩”业主，据称供职于某保险公司，因此颇具口才。于是，后来的几次会议干脆就在曾宏家里召开。
　　2002年12月26日晚，一名神秘人物找到曾宏等人，给他们支了几招：1.马上聘请律师做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并保证维权活动不违法；2.成立维权联络小组，让业主签委托授权书，把交涉修路事件的权利委托给维权联络小组，使维权联络小组有合理合法的名目；3.不宜过多与发展商纠缠，应该尽快采取具体行动到现场阻止修路，因为该路是否合法很难说。
　　这三条意见给六神无主的维权活动指出了方向。12月28日，上百名业主开赴道路施工工地。其间大石镇国土办莫主任来到现场，说明该道路的具体情况，业主们强烈要求其出示该道路的合法手续，只要有合法手续，他们马上撤离。但莫主任却不能、也不愿提供任何手续文件。
　　政府官员的推脱，更使业主们对这条道路的合法性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这极大地鼓励了丽江业主的底气。
　　12月29日下午4时，业主们再次在华林居会所召开维权业主大会，推举产生正式的维权联络小组。维权联络小组由来自区内各楼的15名业主代表组成，曾宏任总联络人。15名联络人基本都供职于外资、民营公司。募集维权资金也同时进行，第一期募集到的资金有近3万元。
　　12月30日中午，维权联络小组在道路施工现场召开首次小组会议，确定了议事规则：总人数一半以上可以开会，到会人数一半以上同意可以通过决议。随后，维权活动所聘请的律师也开始确定。

　　冲突事件后的暂停
　　维权联络小组的诞生，大大加强了维权活动的有组织性和方向性。此后，维权活动就在五条战线上同时展开：一部分业主前往施工现场；部分业主与律师合作到有关政府部门取证；部分业主与新闻媒体联系希望能引起他们的关注；一部分联络人向省、市、区政府部门递交公开信反映情况；居住在丽江的几名老教授、专家则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地位和资源展开活动。
　　12月30日晚，维权业主在道路工地上搭起帐篷，通宵值班阻止“非法”施工。12月31日晚，近200名丽江花园业主在帐篷边度过了2002年的最后一夜。
　　新年刚过，2003年1月2日上午，道路施工现场突然来了大批公安、城管及镇政府工作人员，拆掉了丽江业主搭建的帐篷，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双方进行了对话，但依然没有任何新意，面对业主要求提供修路合法批文的要求，镇政府相关官员仍然无法提供。
　　1月3日，大批镇政府工作人员、公安及城管人员继续来到现场，道路施工方也强硬起来，首先与前来维护秩序的丽江花园保安发生冲突，并将一名保安打伤。中午，曾宏等人得到消息，施工方准备在下午2时运来两大卡车外省不知情民工强行施工，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为了避免发生冲突，下午，100多名业主集体乘车前往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选择了中国老百姓共同的、甚至几乎是惟一的申诉形式———“上访”。
　　在广州市政府信访办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信访办负责人当场致电番禺区政府办公室，要求在未能与群众协调妥善之前，立即停止道路施工。
　　但当晚，道路却仍在通宵抢建。1月4日上午，暴力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两名业主被施工方人员打伤，一名丽江花园业主在阳台上用DV机摄下了全过程。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大石镇南浦派出所当场宣布，该道路暂停施工。

　　小区内的维权行动
　　业主被打事件顿时激化了业主的情绪，当天晚上，一次更大规模的业主维权大会召开，决定次日发动更多的丽江业主在小区内举行维权活动。
　　然而，在业委会、管理公司等现有的组织资源根本无法动用的背景下，如何发动这散居在每家每户的上万名业主，便成为一个大难题。
　　还在维权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传播媒介的问题。丽江花园上万居民住在一块比较狭小的空间里，却没有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能把信息迅速传递到每个业主手中。丽江花园有一份内部报纸，名为《采风》，由物业公司管理，显然不可能让业主在上面刊登维权消息。丽江花园还有一个网站，还有BBS，有业主尝试在上面贴关于维权活动的帖子，但很快被删掉了。一气之下，几位业主自己制作了一个网站，网址和丽江花园官方网站极其相似，只是把域名中的COM改成了NET。服务器是大家凑钱租的，为避免万一，特意租在一个外地城市。
　　网站建起后，相关的网络消息有了张贴的地方，但用户仍嫌太少，网络的覆盖面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丽江花园虽是白领小区，统计中的宽带用户却仅1000多户。最后发现，惟一有效的方式，还是最原始的方式———挨家挨户发通知。
　　1月6日，近千名业主在小区内举行抗议维权活动。然而，在前期维权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曾宏却没有出现。事后了解到，就在1月3日去省政府上访途中，曾宏接到了丽江花园物业管理公司保安部的电话，叫他不要去，称当地派出所已经来把他的资料调走了。而维权小组内部对聘请律师等问题的意见分歧也让他颇为头痛。作为维权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他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压力。
　　实际上，就在此次修路事件3年之前，丽江花园曾发生过另一起较大规模的维权事件，起因是交通车票提价。1999年1月18日，丽江花园车队宣布，往返市区的班车票价由5元一次提高到7元一次。
　　此举引起业主的群起反对。1999年1月23日，数百名业主聚集在售楼部前，抗议班车加价。2月1日，新价格开始实施，业主集体抵制，联系了公共汽车公司租车跑与小区班车相同的线路。最后，车队方面制定了这样的票价方案：对外乘车价提为7元，但业主购套票的价格可以优惠到6元，而且买10张送2张，实质上等于没提价，所以业主的斗争应该取得了实质上的胜利。
　　但维权活动的组织者遭受了很大的压力。1999年2月2日傍晚，维权活动积极分子之一赵先生下班回来，碰上几个身穿便服的有关人员要强行带他去了解情况。自此惊吓后，赵先生永远退出了维权活动。而其他维权活动的联络人，也大多受到各种压力。
　　压力和对个人利益的理智权衡能让每个人从维权活动的风口浪尖上退下来，但又总有人愿意去承担这些。曾宏退出后，维权活动的组织工作主要落到了另一名联络人余刘军的身上。余刘军，三十余岁，供职于某广告公司，身材瘦削，没有曾宏那样的口才和煽动力，但办事务实干练。

　　各种资源的动用
　　就在业主们在小区内抗议的当日，广州本地颇具影响的《南方都市报》上刊登了题为《丽江花园业主被打》的消息。与此同时，多家媒体介入对此事的调查。
　　但记者们带回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一名前往番禺区政府采访的记者说：政府方正在全力准备，将在15天内办齐所有手续。相关官员甚至公开宣称，“你们不是要看手续吗？我们会给你们补齐的。”
　　1月13日，一场更大规模的维权活动在丽江花园举行。业主们开始发出召开业主大会、罢免业委会的呼声。
　　曾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返维权运动的。曾宏参与维权活动，并不排除借此问鼎业委会的动机，而维权活动正是进行前期竞选动员的好时机。近年，各商品房小区的业主维权活动此起彼伏，曾宏有一个宏伟的设想，在单个小区建立起基于业主民主选举产生的业委会之后，在商品房集中的片区建立业委会联合会，这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小区不就是一个选区吗？”曾宏说。
　　但利用维权活动进行竞选动员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群众性维权活动中的激情煽动是非常容易的，但把活动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则要困难得多。的确，面对曾宏的冷静，很多业主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只有把事情搞大，才能使事情引起足够的重视，促成问题的解决。
　　就在此时，广东省的“两会”正准备在离此15公里的广州市区召开。业主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信息，而且，居住在丽江的居民中，就有不少政府高级官员、大学教授，乃至于政协委员。
　　广东人大代表近年以敢言著称，并屡屡出现敢于提不同意见的“明星代表”。业主中就有人建议，去找明星代表王泽华。1月13日下午3时，曾宏等4名业主如约去找王泽华。到了王代表驻地，服务员却不让他们进去，也不帮他们联系王泽华，还叫来相关人员盘查来访者的身份。
　　争执中，王代表自己出来了。王代表听业主们介绍完情况后说，这是市里的事，省里不好管，介绍业主们去找广州市的一名明星代表王则楚。
　　王则楚是民盟广东省的负责人之一，是上一届的广州市人大常委并被选为本届省政协委员，也以敢言著称，曾以对洛溪大桥收费要收到何时的问题提出质疑而轰动一时。王代表听完业主代表的反映后表示，他会关注这个事情。
　　1月16日，《南方都市报》上登出了题为《丽江花园市政路应停建》的报道，内容是省政协委员成良玉、王则楚等人在广东省“两会”上提交提案，认为在南浦岛这样以生态居住为主要卖点的地方不应修建这样的市政路。
　　两名身份显赫的省政协委员的介入，再次为业主们鼓了气。与此同时，业主代表还前往颇具影响力的新浪网，去与关心此事的人进行在线交流。
　　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丽江花园市政路事件的影响力开始迅速扩大。

　　维权林的诞生：高潮和转折
　　与丽江花园业主们的四处奔波相比，那条市政路的施工现场在1月4日的冲突后显得极为平静。甚至于施工队都开始撤出。这一度给了业主以希望。
　　在一次维权小组会议上，有成员提出建议：现在又快到植树季节了，为什么不到已经停工的工地上去种树？
　　这一富有创意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并马上付诸实施，活动定于1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开始，这是三周来连续第三次大型活动。有一名别墅业主当下承诺独家赞助植树所需的树苗、工具等费用。
　　1月19日一早，业主们赶往道路施工现场。现场空无一人，施工队已撤走。丽江业主们于是热火朝天地种起树来。这才发现种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种树的地方原是路基，施工方在抛下土石后已用压路机反复压实，坚硬无比。号称白领的丽江业主们，哪能在这路基上挖出坑来。气氛虽然热烈，可将近中午了，100棵树才种了20余棵。
　　有人急中生智，请来十余民工帮忙挖坑，果然效率大为提高。这些民工正是道路和新大地花园施工方的，说不定十几天前还参与了殴打业主。但现在业主出钱雇请他们，他们也毫不推辞。他们有他们的逻辑，正如他们理解不了业主们的逻辑。这些来自贵州山区的农民，在业主阻止修路时很不解地问他们：我们那里盼修路还盼不来，你们却不让修，这是致富路啊。
　　一个多小时过后，100棵小叶榕树很整齐地立在那里了，这100棵枝繁叶茂的榕树命运如何？是枯死还是被施工队连根拔掉？谁都无法知道，正如谁都无法知道这条路，还有丽江业主们维权运动的命运一样。

　　另一方的赛跑
　　在随后近4个月的时间里，这条暂停的、没有合法手续的道路一直没有动静，似乎要永远地停下去。春天来了，维权林也开始生根发芽。
　　然而，没有得到肯定答复的业主们显然不敢掉以轻心。他们提起集体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令番禺区规划局撤销其违法的、不合程序的这条路的修建。
　　而就在开庭前的4月底，业主们已经通过律师，拿到了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清单。果然，这些清单证明，有关方面已经在这几个月里抓紧时间悄然补办好了各种手续。媒体的关注、政协委员的介入、居民的上访和在区内的集体抗议活动，似乎都不能改变任何东西。有关方面也从未主动与居民进行解释和沟通。
　　然而，这一系列证据恰好充分显示到1月4日施工暂停为止，这条路根本就是一条违法的、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黑路”：1月6日，广州市番禺区发展计划局才发出“关于大石镇政府兴建‘新浦南路’市政道路首期工程项目立项的批复”；1月14日，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番禺区分局才向大石镇政府发出“关于申请选址意见书的复函”；1月15日，番禺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才发出“关于番禺区大石镇人民政府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3月12日，这条道路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才正式下发。
　　有业主尖锐地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40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折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那么，新浦南路在初期明显属于无证建设，有关部门为何不进行拆除，反而如此顺利地补办手续？面对明显违规的工程建设，国土、城管、规划、公安等有关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为何仍然轻易地站在维护正当权益的业主的对立方？

　　结局及其后果
　　这些疑问似乎只有那些权益受到侵害的业主们才会在意。4月30日，存活了不到4个月的维权林，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即被拔除干净。1天后，五一售楼黄金周开始，“海龙湾”开始内部发售。
　　实际上从那一刻开始，这场大规模的维权行动的结局似乎就已注定。5月23日的道路开通只不过是一场仪式。一切似乎根本没有妥协和商量的可能。
　　然而，仍然有人选择了坚持。5月9日，业主的行政诉讼在番禺区法院正式开庭。结果业主们被告知告错了对象，他们应该起诉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改就改吧，不管怎样，法院都应该给出一个解释。”一位业主说。
　　与此同时，即使道路成为既定事实，那么，对于广大业主造成的噪音污染和环境改变，有关方面至少得给出补偿。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向他们提出这一点，但业主们决心坚决维护自己能争取的最后权益。
　　这场纷争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丽江花园的生态。选出真正能代表业主、维护业主权利的业委会，后悔当初轻易地放弃了自己投票的权利，成为业主们的广泛共识。
　　有业主们也开始对曾经颇为满意的物业管理公司提出质疑：丽江花园长期收取2.5元1平米以上的高额物业管理费用，每年的物管费达几千万元，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是不是应该向业主们进行更加清晰和透明的交待？“我们需要的，不再是一个看上去良好的治理者，我们需要自己管理自己。”一位业主感慨地说。
　　对于余刘军等在这半年时间里，投入巨大心血和精力在维权行动中的业主代表而言，感觉更是复杂。“如果现在要选业委会委员或者说区人大代表，我不排除参选的可能。只有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对政府进行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才能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余刘军说。
Posted by xdanger at May 29, 2003 09:38 PM | Comments (0) | TrackBack

May 15, 2003

流言，4天飞传14省 [Time ]

　　235年前，“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在其著作《叫魂》中记述了发生在清乾隆三十三年的那次流言——“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
　　当时，这个口耳相传的流言，从江南启程，北上西行，在半年最终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影响了12个省的社会生活。
　　“叫魂”充分地展现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社会民众的心理意识———面对不确定危险时，表现出无法控制的惊遁”。
　　让人难以预料的是，在事隔235年后，一个“婴儿初生就说话，放鞭炮驱非典”的流言版本在中国的14个省份传开，并且在几天内达到高潮。
　　从已经公开的报道看，流言约在5月3日左右大规模出现，较早集中在两湖地区，湖北省潜江仙桃一带和湖南的宁乡望城一带版本比较一致，均称当地“一婴儿出生即能言”，“多年哑巴开口说话”，称家家户户必须放鞭炮烧香除非典。
　　5月4日开始，此流言在湘鄂两省全境传播。其中株洲的流言包括一刘姓哑巴十几年来首次开口，说出防非典秘诀后猝死。
　　5月5日开始，流言越过省界，通过电话向周边省传播。奇怪的是，留言的版本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被“接近化”———“婴儿出生地”和“哑巴所在地”被就近落实到传播者熟悉的乡镇，衍化出更“可信”的版本。
　　5月6日是立夏，此流言达到顶峰：当日，安徽宣城、阜阳、亳州、六安等市传开流言，大放鞭炮。合肥地区还流传“雷公打死了蛇龙，当地即将地震”的谣言。
　　当日傍晚，广东汕尾和梅州地区部分乡镇传开流言，称说话婴儿生在梅州。
　　当日，江苏高淳县一个叫余仕飞的村妇接到云南老家电话，当地当日开始流传此流言。
　　当日，贵州六盘水等地出现流言，当晚市区几乎家家燃放鞭炮。
　　当日，山西朔州大同等地区出现流言，部分乡镇大放鞭炮，当地增加了“在门框上挂两把草药防非典”的流言。
　　当日，陕西西安部分地方出现流言，只是“说话婴儿”的出生地多达4个版本。
　　当日傍晚，福建省、江西省、云南省境内部分地区出现流言，燃放鞭炮驱非典。
　　5月7日凌晨，四川成都部分乡镇出现流言，“必须在7日凌晨两点前喝绿豆稀饭才防非典”。
　　5月7日，广西南宁、武鸣、凭祥等地出现流言，流言被更改为“天等县一妇女怀孕两年生子说话，说完就死”。
　　5月8日晚，浙江缙云、东阳、永康等地出现流言，传言者称“从安徽人处听说”，部分地区鞭炮脱销。一天前在浙江嘉兴的流言中，当地的“说话婴儿”变成双胞胎。
　　从5月6日开始，各地政府开始公开辟谣，并试图寻找和处理流言传播者。
　　从5月9日开始，流言传播衰减。
　　此流言至少传经中国的14个省份，其间只用了4天时间。而235年前的那次流言，共传经中国的12个省份，自秋而冬历时半年。

　　本报记者、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申请转载、摘编者请发传真至020－87370368或发电子邮件至nfzmcopyright＠vip.sina.com。

　　向春制图

Posted by xdanger at May 15, 2003 09:36 PM | Comments (0) | TrackBack

May 08, 2003

网络游戏的现实身份 [Time ]

《传奇》中的虚拟主角一定无法知道，它掀起了怎样的现实世界的波澜

　　这是世界上投入产出比最“划算”的新兴产业之一，这是“每天睡觉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收入”的产业，网络游戏正从虚拟的世界奔突而出，在经济、文化乃至人的内心中体现自己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网络游戏的现实身份
　　□本报驻京记者师欣

　　网络游戏界近日最热闹的新闻莫过于新浪乐谷与盛大网络之间的“口水战”。针对乐谷的“传奇沙巴克城主大募集活动”，两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不惜撕破脸来唇枪舌剑。乐谷开展的这项活动主要针对的是《传奇》里的高级别玩家——沙巴克城主，他们中的前2000名可免费获赠50级《天堂》游戏的高等级账号进行冲浪体验。
　　认为抢饭碗抢到自家头上的盛大网络义愤填膺地发表声明，谴责这种有悖商业道德和法律的行为。乐谷则是振振有词：网络游戏市场逐步走向成熟，不可能再是一枝独秀，谁都有权分享这个市场，应该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围绕的是一块在国内市场目前价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的蛋糕，而且其升值前景巨大。尽管新浪投身网络游戏为时稍晚，不过基于自己雄厚的背景，信誓旦旦要在2到3年内占据该市场份额的前两位。作为纠纷另一方的盛大则是国内游戏界的领头羊，自然要捍卫“在中国居领先地位的互动娱乐企业”的地位。
　　争论随后不了了之，乐谷忙着推广《天堂》，盛大则期待《新传奇》5月份再掀市场传奇。
　　这个被著名IT精英丁磊称为“世界上投资最少的产品”、“每天睡觉都可以有成千上万的收入”的产业，使去年初一度面临在纳斯达克暂停股票交易的网易公司，在今年1月摇身变为三大门户网站中股价涨幅最大的上市公司，作为两大发展动力之一（短信和游戏）的网络游戏立下汗马功劳。现在网易公司既做网络游戏代理，也有自主研发部门。搜狐也在5周年庆祝会上发布代理韩国游戏（骑士）的消息。
　　三大门户网站都挺进了游戏界。
　　据一份来自美国某市场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底，全球电子游戏产业将形成1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就当前电子游戏主要六种游戏环境进行划分，网络游戏便是其中一种。
　　网络游戏，顾名思义，就是借助网络平台独立操作或与其他团体共同操作的娱乐活动，它把对人们个体生活的虚拟演变发展成对社会生活的虚拟。网络游戏分为社区类和竞技两种类型。在网络游戏中，人们不再是简单执行游戏程序，而是在创造游戏生活。
　　2001年堪称中国网络游戏的一个纪元，国内网络游戏开始走向大众化。单就盛大网络发展的传奇经历，就足以证明这是一个庞大而蕴含无限商机的市场。这家成立于1999年11月的游戏运营企业，截至2003年1月，其网络游戏产品的累计注册用户数已经突破7500万，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到80万人。而且今年3月4日，盛大网络成功融资4000万美元，表明中国的网络游戏行业已经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盛大网络代理的是韩国一款二线游戏，但从经营历程看，其核心竞争力并非在游戏本身，而是盛大销售渠道的建设以及市场的推广。但盛大与韩方长达近半年的争执，以至于今年年初韩国单方面终止协议，也引发对游戏代理的思考。
　　目前中国市场上，韩国的游戏产品占到90％，无力自主开发的国内游戏运营商们，在引进游戏签约时要支付一大笔费用，日后还将经营收入按一定比例交给韩国开发商。有业内人士透露，这个比例通常为25％，有的已高达35％。市场越做越大，怎么能甘心把自己辛苦销售做大的蛋糕，源源不断地拱手送给人家呢？吸取盛大的教训，乐谷采取与韩国联合投资成立公司的模式，并且很多国内公司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研发队伍。
　　虽然网络游戏在某种程度上杜绝了盗版，但随之而来又引发一些新问题，譬如外挂、私服。有利益，就有非法牟利者生存的土壤或觊觎空间，而由于知识产权上对这块儿约束仍旧是空白，使得运营商在面对私服时，感受到无可奈何的创伤；使玩家在遭遇外挂时，游戏公平自由的空间被打破。
　　我们现在的游戏公司注重的是小城市和大省份周边的中等城市推广，所以网络游戏在南方一带城市显得更为火爆。由新浪网游戏频道的编辑王宁提供的数据，足以说明这个市场的近两年的发展魔力：网络公司，去年80％－90％都在做网络游戏；前年同时运营的游戏有6个，去年变成60到80个，今年则是110个左右；运营商差不多也由前年的6个变成现在的80个左右；两年前，在新浪网上刊登招聘游戏制作的广告，同时也就3家，现在有30多家。
　　游戏要赚钱，核心就在于用户玩得时间长，和吸引大规模用户的群体。基于这点，玩家总结的观点是，不动脑的游戏可以玩得时间长，进行一些简单重复，对体能消耗要少。
　　挑战性对游戏设计显得非常重要，目前单纯做任务的网络游戏少，大部分都是练功升级，没有固定的剧情，自由度比较大，主要在于人和人的交流。因此人性在里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玩到最后玩的就是尊严，在网络上找到自我，存在一个认证的问题。”从而网络游戏也有其发展规则：一个社区和一个自然规律，打怪物提升等级永远占据主导。
　　我们大众媒体面对网络游戏总是一面倒，更多关注的是游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某些时候游戏的表现是更为中性的。中国社科院郭良曾撰写《电脑游戏在中国》一文，也提到，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类研究，网龄短的人，可能会较多地沉溺于网络游戏或者娱乐，而使用网络超过3年的人，则会把更多的上网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工作和搜集资料上。这应该是上网人的共同规律。同时他指出中国完全没有良好的娱乐引导方式，玩毕竟是天性。正如国内一些成年玩家总结：“游戏中人与人之间有一段联系，往往比现实生活中相处还容易，就像以前读书时的兴趣小组，大家志同道合。”
　　其实游戏世界就像是现实世界的镜子，反映出人在现实世界的心态，国外游戏世界讲究合作精神和诚信，严格扮演角色特征。而国内则普遍缺乏约束力，大都表现得较为疯狂，追求江湖情结，无论什么游戏背景，都能摇身变成江湖。
　　其实，网络游戏本质上只是个平台，可以看做未来生活虚拟化切入点，而绝非娱乐那么简单。我们正在走向虚拟化生活：在游戏世界里我们发生了交易，开始网络支付手段。很多事情不再实物去做，可以替换成代码进行交易，就像美国电影《骇客帝国》里所展现的平行世界，同时在游戏这个平台上，可以选择插播新闻时讯等等传播方式，因为它完全是开放式的，关键看你如何去操作。
　　游戏发展下去，也有多种发展方向和利益模式，如果仅仅把它单一地理解成为娱乐，则忽略了这个平台的生命力和延展的空间。
　　（《大众软件》杂志社汪铁对本文提供了帮助） Posted by xdanger at May 8, 2003 09:34 PM | Comments (0) | TrackBack

May 08, 2003

《走向共和》内幕故事 [Time ]

　　我觉得观众喜欢《走向共和》可能还是电视剧所提供的一些新的历史观点，对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人物进行了新的评价的阐述，比如袁世凯、李鸿章等人物，以前有一种对他们的定论，这次我们对他们的评判不是以道德为标准的，而是以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来评判的，相对来说，方式和角度比较新颖。
　　———《走向共和》导演张黎
　　4月，一部名为《走向共和》的电视剧引起了全国观众的注意。该片为孙中山、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光绪、康有为等塑造了全新的影视形象。
　　《走向共和》是原《雍正王朝》剧组主创班子的又一次合作。《雍正王朝》的播出创下了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最高收视记录，在海内外市场大获成功。《雍正王朝》的完成用了3年时间，《走向共和》用了4年。
　　刘文武是《雍正王朝》的首席投资人，在全部投资中占了九成。《雍正王朝》成功以后，觉得自己在影视上大有可为的刘文武，理所当然地想要接着搞下一部电视剧，为此辞掉了海南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职务，告别图书出版，在北京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同道的文化公司，专门从事影视制作。
　　1999年3月，公司成立。刘文武想克隆《雍正王朝》的成功，再做一部无论是在内涵、思想、品质上，都要超过《雍正王朝》的电视剧。与他合作过的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向他提议，搞一部有关晚清外交历史的电视剧，这段历史是中国近代的伤口，导致封闭的大门被迫对外开放，这个过程中，世界开始进入中国，中国艰难地开始融入世界，社会发生巨变。
　　在北京，刘文武遇见了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高建民，高向他提议搞一部有关民国风云的电视剧。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变化最复杂最丰富、变革最大的时期。
　　刘文武决定把两个朋友的建议合起来，搞成一个有关清末民初的大戏。
　　由于完整、全面反映描述这段历史的文学作品不多，这就意味着这部电视剧只能是捏土为泥、聚沙成塔，全部依靠原创。考虑到历史剧的宏大和全景性，在与总策划之一、长沙电视台台长罗浩商量时，两个人同意选择从未写电视剧的编剧盛和煜写剧本。盛和煜是湖南湘剧院的专业编剧，是曹禺戏剧文学奖获得者。
　　在这一年里，刘文武、罗浩、盛和煜到处寻找有关这段历史的书和资料，进行大批量的阅读和研究讨论。在读了《剑桥中国史》等近6000万字与晚清民国有关的历史资料以后，3个人确定了电视剧的主题线索：以晚清民初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社会政治生活为主要内容，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精英为中华民族寻找出路为主题线索，塑造出一批逼近历史真实的人物群像，写出走向共和历史进程中的几个重要台阶。
　　因为盛和煜的认真，剧本的进程非常缓慢，刘文武决定再找一个功力深厚的编剧加入到《走向共和》里来。在与国内的一些编剧聊的同时，刘文武读到了张建伟的5卷《晚清历史报告》，发现自己思考的很多问题在书里有了结论。张建伟是《中国青年报》的主任记者，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报告文学作家，此前也从未写过电视剧本。
　　刘文武决定请张建伟加盟编剧。盛和煜、张建伟进行分工，盛和煜负责晚清部分的剧本创作，张建伟负责民国部分的创作。
　　由于题材的敏感性，加上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分寸把握，为顺利通过剧本审查，专门聘请文选德（湖南省委副书记）和李牧（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等作为顾问进行把关，剧本每写完5集，被马上送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仲呈祥、李准的手上，由他们对剧本进行审读，提出的意见及时被反馈到编剧手上。如此反复，经过4次重新修改以后，剧本终于获得通过。
　　在确定由张黎执导之前，刘文武也把目光投向了大牌导演和当红演员，和其中的一些人有过接触。在接触交往过程中，刘发现了合作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成名以后的导演和演员自我个性很强，不能与创作班子的思路吻合，而且这些人已经形成了顽固的思维模式和自己固定的艺术风格，要突破自己，很难。另外，如果请大牌导演和当红演员，价格太贵，而且付出高片酬未必有高质量的艺术回报。
　　出于种种考虑，根据已有的经验，刘文武在导演、演员的选择上确定标准：不重名气重实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文武为自己选择张黎为导演感到得意：“当时我就觉得他水平很高，现在可以说张黎是全国最好的导演。”
　　张黎曾经是《雍正王朝》的艺术总监。在影视圈内，张黎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摄影师为人所知晓。张黎先后担任摄影的影片有《一声叹息》、《大腕》等作品。2000年的时候，他摄影的影片《横空出世》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走向共和》是张黎导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此前，张黎曾作为副导演参与执导了影片《红樱桃》、《红色恋人》。但是当导演，还是第一次。《走向共和》在画面上的精美讲究，与张黎有着直接关系。由于《走向共和》历史跨度大，人物又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因此在拍摄的时候张黎采用了将电影镜头与电视的高清晰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特别注意表达凝重感和历史的厚重感。近4年时间里，除了帮冯小刚拍了一个电影《大腕》，张黎的心思和时间基本上都用在这个电视剧上。
　　上任之后，张黎与主创班子决定，所有的演员全部试戏，谁好用谁。结果选中的演员大多数来自艺术剧院，都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
　　主要演员都经过主创班子的全体认可以后才得以确定。在选演员的时候，力求神形皆似。在选定的演员当中，可能除了张之洞原形不太像外，李鸿章、慈禧、孙中山、康有为，包括段祺瑞都很形似。
　　在《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出场的年龄就70岁了，为了寻找一个年龄相配，富有艺术造诣的演员，编导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遴选，最终确定了原青艺69岁的王冰，王冰曾经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话剧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主演保尔·柯察金，在当年引起过轰动，另外，80年代王冰在话剧舞台上扮演过蔡锷，对清末民国年间的这段历史非常熟悉。王冰身体不好，而且20多年没有演戏，因为《走向共和》而重出江湖。跟着剧组拍了七个月的戏，一直没离开过。
　　慈禧选择的是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吕中，她虽年过六旬，却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她饰演的慈禧不再是狠毒凶残、不食人间烟火的女恶魔形象，而是表现出了人物人性化、有感情的一面，有血有肉，将她还原为一个女人，一个政治家。为演好这个角色，苦读剧本的吕中因准备过程的高度紧张而大病了一个月，制片方一直等她康复以后才开机，让吕中感动不已。
　　袁世凯选到最后选中的是外形帅气的孙淳。孙淳这些年扮演的大多是都市型的、有文化的中年男性形象，和历史上的袁世凯相差甚远，但据史料记载，袁世凯生就一双美目，孙淳恰好符合这个条件。孙淳为了从外形上接近袁世凯，不惜“增肥”30多斤。后来拍完了又减了30多斤，如此反复，身体给减出了一场大病。
　　一部《走向共和》，拍了九个月。在北京大兴搭建了全国最大的室内摄影棚，所有的内景都在9000平方米的大棚里拍摄，袁世凯的总统府、李鸿章的宅院、慈禧的皇城等都在这里搭建完成。外景更是踏遍了大江南北，民国戏在上海完成，日本戏在广东中山完成，战争戏在青岛、莱芜完成。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在青岛还动用了大批军舰真实地还原甲午海战的悲壮场面。
　　从《雍正王朝》获得的高回报不同，虽然《走向共和》火了，但是实际的投资人刘文武并没有赚到什么钱。据刘文武的说法，《走向共和》的全部投资是4100万，刘试图把成本控制在每集55到60万之间，后来发现在拍摄过程中实际成本达到了70万一集，而原来定好的是以每集75万的价格将所有的权利一次性卖给中央电视台。加上税收和自己公司的办公成本，刘文武不仅没有赚钱，反而亏了近100万。
　　卖给中央电视台的理由是希望能够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把电视剧的品质做好。
　　“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做一件事，就花心血把它做好，让自己满意。电视剧是一个集体合作的艺术，认真是成功的关键。我觉得电视剧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一流的专业基础非常强的人来进行组合，一定要是最优秀的，否则要想做成精品太难。开拍之前，在编剧、制片人、策划每人桌子上面前放一份剧本，然后找一个工作人员念，凡是多余的字都去掉，我们自己看电视剧的时候感到反感的地方，要在这个戏里面消失。”
　　刘文武总结说，“这回赚的只是名声和制作经验。我下一部电视剧决不能这么干了，现在的电视剧形势不是太好，必须控制成本，没有利润是在这个行当里维持不久的。”
　　“1999年3月开始筹划、编剧，2001年10月4日正式开拍，一直到去年7月28日停机。可以说我们投入在这部剧上的精力起码是《雍正王朝》的两倍。”张黎说。
　　时间跨度为80年，出场人物达270多位，59集的《走向共和》4月9日起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出。


“我们的原则是只写大人物，不写小人物。”《走向共和》编剧之一的盛和煜说。李鸿章和慈禧（左图）、孙中山和袁世凯（右图）是剧中最大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