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23, 2003

中国不是日本通缩的替罪羊 [Time ]

　　□Robert  Rountree编译／何力
　　日元的急剧贬值和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都不能解决日本现有的问题。
　　日本政府终于脱掉了“稳定日元”的伪装，财政大臣关于日元贬值的喊话在汇市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该大臣根据购买力平价法，甚至计算出日元的汇率应在150至160美元的价位，不管政府是否愿意看到这个汇率水平，但市场很可能接受它。
　　谈论日元走弱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是否应该重新估价人民币。我们很容易发现日本政府担惊受怕的原因：1990年代初，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日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美国总进口额的18％，中国只占3％，而现在中日各占11％。更糟的是，这两年来，日本在美国市场的份额继续下滑，而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急速上升。 　　日本的出口动力不足，使得其政府很自然地把这一切归罪于中国的竞争。由于人民币与美元实行半挂钩政策，如果布什的“新经济”班底采取弱势美元的政策，那就意味着人民币会跟着贬值，中国的出口将变得更有竞争力。
　　如果日本要寻找通货紧缩的替罪羊，中国显然不是元凶。理由之一是，日本要求中国重新估价人民币似乎与中国向日本的出口增加相关。日本认为，他们不仅进口了中国产品，而且从中国“进口”了通货紧缩。但这个争论不值一驳，因为从中国的进口商品只占日本经济的2％，而且主要集中于低端产品。
　　至于中国向第三方的出口对日本构成竞争的担忧倒是有一些根据，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自1999年以来，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上升了45％，同期，日本向美国的出口下降了10％。
　　在2000年之前，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中、日产品有较大的互补性。中国主要出口玩具、服装、家具和鞋类，日本主要向美国出口半导体、集成电路、通讯设备及汽车等，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但从2001年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输美产品急剧增加，其中包括办公设备、数据装置及其他元件，出口额达到108亿美元，而同期，日本输美的类似产品却下滑39％，减少到69亿美元。
　　中国在抢占美国市场方面的确抢了一些日本人的饭碗，但不是惟一的一家。例如马来西亚输往美国的产品增加23％，达到7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日本。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电话设备及手机市场。当时，中国输美电话类产品上升63％，而日本下降43％，韩国出口到美国的此类产品上升了110％，马来西亚上升了106％。在电视及视听产品方面，美国从亚洲国家的进口大幅度增加，使得日本再次落后。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方面，来自韩国和台湾的出口明显上升，他们在美国市场份额的增加是以日本市场份额的缩小为代价的。
　　当然，日本有足够的例子来说明人民币重新估价的必要性，而且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份额的扩大也表明，人民币是有竞争力的。假如中国当局让人民币升值，这并不是一项糟糕的决定。德国是欧洲的发动机，在整个1980年代，是以强势马克、强势经济增长及强大的经常赤字盈余的形象出现的。1990年代的新加坡也是推行类似的政策，两者都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即使中国人民币升值，对日本就有利吗？笔者看也未必。如果中国在上述形势变迁中是惟一的赢家，也许对日本来说不公平，但问题在于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在1990年初，日本大量的直接投资涌入亚洲，特别是中国。而过去几年，日本输入亚洲的直接投资急剧下降，但对中国却是一个例外。日本在海外市场生产的产品比率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2000年的13％，日本公司在海外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
　　笔者预计，这两年，日本在海外企业的产品比例可能会进一步升高。换句话说，日本正在失去市场份额的说法是空洞无力的。
　　（本文作者为日本野村证券、美国培基证券前策略师） Posted by xdanger at January 23, 2003 09:01 PM | Comments (1) | TrackBack

January 09, 2003

被遗忘３０年的法律精英 [Time ]





　　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被遗忘３０年的法律精英

　　□本报记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图片说明：
　　图片上排从左至右：倪征日奥周木丹卢峻王各扬蔡晋许之森卢绳祖徐开墅
　　下排从左至右：王毓骅潘汉典俞伟奕郭念祖陈忠诚周承文高文彬 Posted by xdanger at January 9, 2003 08:51 PM | Comments (5) | TrackBack

January 01, 2003

康晓光：精英群体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Time ]

　　康晓光：精英群体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相比而言，中国的精英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价值和理念。

　　分析
　　□本报驻京记者　林楚方

　　二十多年变化彻底而剧烈 　　南方周末：中国改革已经二十几年，和20年前相比，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什么？
　　康晓光：和改革刚刚起步时相比，中国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社会群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经济上由计划为主导的传统经济转变为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第二，在政治上，政府在相当多的领域已松手，不再将其触角伸向社会的所有角落，国家对公民私人生活也很少干预。第三，主流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剧烈变化。最后是社会群体关系发生剧烈转移。
　　南方周末：面对如此巨大的演变，决策层的应对策略是否适当？
　　康晓光：经过20多年持续市场取向的改革，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群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只要搞市场经济，你就离不开资产者、高级经理和知识群体，不可能继续敌视他们。
　　事实上，中国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已经完成了治理策略的调整，政府对新的精英集团采取的策略是允许、鼓励他们在许可的范围内获得其利益，正是因为执政者及时地完成政策调整，才有了1990年代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但另一方面，腐败、金融风险、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也孕育着破坏稳定的力量。

　　反贫困依然是硬道理

　　南方周末：中国目前的一个问题是贫困群体人数的迅速扩大，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康晓光：中国改革有两个时间段，前十年也就是80年代，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而到后十年，一个基本特征是，精英群体获取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
　　从目前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有人说8％是高估，但再低也不会低于5％，这也是国内外的主流看法。问题是，新增的财富去向何人之手。
　　南方周末：城市贫困群体威胁着城市稳定，中国城市贫困群体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康晓光：先前，政府限制农民进城，方法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粮食制度等，但现在因为有资本的力量，城市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资产所有者看来，只要可以降低成本，才不会考虑被雇佣者是什么户口。
　　对农村劳动力来说，他进到城市，只要能吃饱饭、有回家的路费就行，因为他农村有几亩薄田，可以把社会保障省掉。而城市人则不同，他要养家糊口、供子女上幼儿园，还要交社保、结婚，如果和农村人赚一样的钱，他就会变为贫困者。和这些农村劳动力竞争，城市人并没有优势。
　　从趋势上看，中国原有城乡隔离体系下的城市高工资将继续被打压，开放的过程是拉开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距过程，同时也是拉平城乡中下层百姓差距的过程，当然也是城市贫困加大的过程。第二个拉开，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精英阶层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南方周末：有人认为，决定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群体，中国精英群体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康晓光：从道理上讲，中国精英群体由三部分人组成：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我认为，中国精英群体获得好处太多，承担责任太少。不久前，比尔·盖茨声称，死后只给每个子女留100万美元，而绝大部分资产留给社会。为什么说这个例子呢？如果从不平等程度上作比较，中国不一定比发达国家严重，但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相比而言，中国的精英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价值和理念。
　　总而言之，世俗的法律和传统的道德对精英的控制开始失灵。
　　之所以如此，也和中国社会演变时间有关，因为中国制度转型的时间还短，精英群体还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当然也有体制上的问题。应该认识到，一种良性的文化和价值的形成绝不是十年二十年就可以实现，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不断磨合、公众不断的压力、精英群体不断的反思来实现。我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精英必须承担责任，而大众必须拥有权利。（康晓光：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 Posted by xdanger at January 1, 2003 08:49 PM | Comments (1) | TrackBack